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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的沈宝媛应该受到了以下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放的学风以及左翼和共产党的影响，这些思想上的影响，对沈宝媛深入乡村的调查，都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二是家传，父亲是留美学生，家庭环境使她成为一个思想开放的青年女性；三是192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农村问题，推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这使得沈能够受到专业的系统训练（关于第三点的讨论见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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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沈宝媛受左翼和共产党的影响，我收集到的不少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关于沈宝媛的直接资料很少，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她的活动轨迹。1949年以前，她是一位思想“左倾”的大学生，是燕大海燕剧团的活跃分子。这个剧团成立于1942年秋，当时燕大刚在成都复课不久。文学研究社分为若干组，其中爱好戏剧的有十多位同学：卓顽麟、陶慧华、沈宝媛、唐振常、王世祯等。[1] 王世祯为经济系学生，经常带着一本厚厚的精装的奥尼尔原文剧本，有空就读，表示要为戏剧事业奋斗终生。[2] 因此他被选为戏剧组召集人。海燕剧社得名于苏联作家高尔基著名诗篇《海燕》。他们希望成为与暴风雨英勇搏斗的“海燕”。后来规模日益扩大，称为海燕剧团。1943年春节，海燕剧团推出成立后的第一台大戏——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这出戏的主题是蒙汉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后又公演夏衍编剧的反映现代知识女性内心世界和爱情的话剧《芳草天涯》，陶慧华、沈宝媛等参加演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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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名字还出现在1945年9月29日有248名左翼文化人士签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上，其余署名者包括当时或后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如叶圣陶、刘开渠、吴作人、黎澍、张友渔、唐振常、张天翼、马思聪、李劼人等，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无条件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基本人权。[4] 这份呼吁的发表，正当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时，想来是配合共产党关于重庆谈判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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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担任劳工妇女部干事。她于1946—1948年陆续在《香港女声》杂志上发表文章，都与女青年会的活动有关，如《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介绍》《中英友情的交响曲——记香港女青年会欢迎克里浦斯夫人大会》《友光团圣诞大会于复团典礼》《假如我是一个女工》《一个新生的嫩芽——劳工小童班》《参加劳工及民教事工研究会归来（上）（下）》等。1947年，她在上海《消息》杂志上发表《圣阿连夫日游行记》，记叙了她出席奥斯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见闻。1949年3月，她还在香港《女青》杂志上发表《“把根据安在磐石上”——记港、穗区劳工部教师进修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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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年初，因为停办7所妇女夜校，使千余女工失学，她与教师和干事等33人发布《告社会人士书》，呼吁各地“基督教的同工们，热心支持青年会工作的社会人士们”，“一致起来，共同挽救”。[6] 不过这份呼吁书后面有一些复杂的背景，从这个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宝媛的左翼倾向和与共产党的联系。1946—1949年间，劳工妇女部在旺角、中环、铜锣湾等地开办7所劳工妇女夜校，1949年有学生总数1300余人，以女工为主，还包括小贩和失学、失业的女青年。学制三年，相当于小学毕业的水平。1949年11月，左翼的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一封由“女青年会劳工夜校校友”撰写的给解放军的慰问信，并刊登“回国观光团”名单，其中有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参加，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怀疑青年会的夜校已被中共渗透，便派大批便衣搜查劳工妇女宿舍。这造成了青年会董事部宣布停办7所劳工妇女夜校，要求劳工部干事沈宝媛等全体教职员工三十多人离职。后来因学生抗议，一个多月后才陆续复办其中5所夜校。这个事件应该是当时港英当局压制亲中共人士和团体的措施的一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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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有关沈宝媛活动的任何记载。她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媒体上，已经是2005年以后，而且多是与她的父亲沈祖荣有关（图13-1）。这样，倒使我知道了她的出身和家世。她的父亲沈祖荣（1883—1977）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出身贫寒，祖辈是长江上的纤夫，其父后来在宜昌的江边开了一家小饭馆，沈祖荣从小便在饭馆里帮忙干活。15岁时，沈祖荣进入宜昌圣公会教堂做工，后到文华大学学习，毕业后在美国图书馆专家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创办的“文华公书林”任职。1914年，得到韦棣华的资助赴美国学习图书馆学，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的第一人。次年回国后，继续在“文华公书林”工作。1920年，韦棣华与文华大学合作创办文华图书科，沈祖荣与韦棣华都在那里任教。1920年代，沈祖荣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并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后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长。在1930—1940年代，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1952年，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他也随之进入武大，1977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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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沈宝媛及其亲属在中山大学设立了“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沈宝环是沈祖荣的长子，1946年赴美留学，此后竟然父子永诀，沈祖荣直到晚年都没有得到儿子的任何消息，不知道这个儿子已经从美国到了中国台湾，在那里继续从事其父的图书馆事业。沈宝环2004年在美国去世。[8] 巧合的是，2017年夏天，我参加在三峡大学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近代中国学术研习营，在和近史所前所长、前“国史馆”馆长吕芳上先生的聊天中，得知他认识沈宝环先生，沈担任过东海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也是当地图书馆管理方面极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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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沈宝媛在1950年以后，并没有进入学术界，从网上很有限的资料看，她和她丈夫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和她著名的父亲相比，她默默无闻。但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她在1945年做的这个调查，对我们今天了解四川的秘密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资料价值。如果没有她的调查，我们将没有可能这样深入地进入1940年代的一个袍哥家庭和袍哥组织的内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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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论文中也清楚表明，她写这篇论文的目的是“研究一个秘密社团，及其旧有领袖之一的家庭概况”，其动机是“纯为学术上之探求，与兴趣之趋使”，而并非有任何“发掘个人、家庭或社团之隐密，是非和明暗，用以作为政治报告，或供给侦探材料，或任何不利于个人或团体的举动”。[9] 虽然是学术的目的，但是袍哥们“对于泄漏帮内秘密常有戒心，对于询问者发生疑惧心理”。所以初识雷明远和雷大娘，“未敢公然露出祥[详]细调查的意思，唯恐生疑”。随着交往渐深，“始敢逐渐探问，故此材料之取得需时极多”。但她对于进度颇不满意，因为“规定的期望往往不能达到”，有时花费了许多时间，“与其周旋”，却“未能获得丝毫材料”，经常是“煞费苦心才得一点零星消息”。[10] 由此可见沈宝媛这项考察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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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老年沈宝媛在庐山沈祖荣墓前（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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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沈宝媛之女张维萍女士提供，使用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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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沈宝媛选择的这个题目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从当时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题目看，这个题目可以说是最难的一个。大多数调查都是关于行业、经济、生活方式、风俗等等，一般被调查的对象没有敏感和排斥，在提供信息方面的顾虑要少得多。对袍哥的调查却不一样，虽然民国时期这个组织已经半公开，但是毕竟是政府明令取缔的，而且这个组织内部有一套严密的帮规，违规可能受到惩罚。当然，沈宝媛的这项调查也有有利之处，特别是地点离成都很近——不像她的老师林耀华，1943—1945年间三次到小凉山、西康等地，都是路途遥远，千辛万苦，有若干次险有生命之虞。[11] 费孝通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考察，妻子遇险身亡，更是在业内众所周知的悲惨故事。[12] 正是由于距离不远，沈宝媛即使是在考察结束后，还可以与主人公的家庭保持频繁交往。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期的继续交往，这项调查的质量，可能就要大打折扣，特别是缺少了雷明远失佃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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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宝媛自己的描述看，她在下乡之前对要调查什么内容、毕业论文要写什么并不清楚；她来到乡村后，发现袍哥无处不在，而且当人们需要了解地方权力关系的时候，袍哥正是这个关系的中心。结果，地方社会的这个现象，引起了她“对此种会社研究的兴趣，愿意藉着这个机会搜集有关的材料”，这也是她“作此文的正式动机”。[13] 沈选题的过程也证明了袍哥在地方社会强大的势力。可以这么认为，要了解1940年代川西平原的乡村，不对袍哥进行深入的考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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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同伴们的工作首先从打好基础开始，先和乡民们建立“友谊的交往”，尽量先了解“农村生活的概况，农民家庭的情形，地方势力的梗概等”。她们知道，要真正了解这个地区“地方势力”的情况，还必须从上面着手，打通“地方关系”，因此她们拜访了“地方首长们”，先做自我介绍，以“作为对工作的引见”。她们首先需要拜访哪些人呢？乡亲们告诉她们，必须拜访本乡乡长、保安队长以及保甲长等人物，而这些人“多属于‘入社会’的人物”。这里的所谓“入社会”，就是加入了秘密社会，或者秘密会社，即那些“本地袍哥内的首长份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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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这样有机会认识了雷明远。雷就住在燕京大学暑期活动办事处不远的地方，“是当地社会上的人物”。在她的论文中，包括论文的题目，经常使用“社团”和“社会”这两个词，后者除了在表述“社会、经济、文化”这类意思的时候是我们常用的“社会”的意思，在沈的这篇论文中，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袍哥的另一个说法。因此，这里所谓“社会上的人物”，就是加入了袍哥的意思。其实，这里也可以有第二个意思，即作为袍哥的成员（特别是首领人物），他们在地方社会中（这里是指一般意义的社会），便成了一个“人物”，就是指有影响、有地位的社会成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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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更多的是通过雷明远的妻子——她称之为“雷大娘”——来认识这个家庭的。她说雷大娘为人“精明厉害”。由于雷家的女儿和儿子都报名参加了她们的农村补习学校，这一层师生关系，使她有更多机会去接近和了解他们。因此，她想以这个家庭“作为对袍哥社会研究的开端”。每天上午是补习班上课时间，学生都是初中及小学程度的农民的孩子。这个倒是说明了，当时农民的孩子已经有机会上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家庭负担都很重，放学后都要帮助家里劳动，比如在田里拾稻麦穗、打猪草、集柴火、照顾弟妹等，加之缺乏家庭的辅导，因此学习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困难。下乡的大学生提供这样的暑假补习学校，对农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非常欢迎。雷家夫妇还热情帮助学校，所以沈说，“我们补习学校的筹办仰赖于雷家夫妇的许多助力”，例如向当地小学借桌椅、搬抬桌椅等事都由雷家夫妇经手，另一方面他们成了“学校的义务宣传员”，并且还在课余学校人手不够的时候，帮助管理那帮学生。虽然沈觉得他们的管理方法“不很得当”，但是他们的协助的确给予了她们的工作“极大的助力”（图13-2、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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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雷明远是一个大老粗，但是他“相当尊崇读书人”，尤其对于沈宝媛等几个在乡下服务的学生更表示“极端的友善”。他津津乐道地和这些年轻人谈论枪炮和军事方面的知识。他有一把白朗宁手枪，每天用油布仔细擦拭。他的枪法极佳，还时常教学生们射击。这把枪跟随他将近20年了，他曾经用它“杀死无数条性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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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氏夫妇的参与，对沈宝媛的调查和报告“有决定性的作用”。她每天下午进行调查，拜访各方面人物，晚上整理调查日志。她逐步发现，应该把论文的范围限定在“这个家庭”，把这个家庭“作为中心”，来了解袍哥的世界，因此，她注意的焦点也就集中在“搜集及整理雷家的材料方面”。[17] 沈宝媛的这个调查限定，对我看重这份资料并以此做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目前关于袍哥的资料不甚系统，寻找有一定困难，但如果是一般性的叙述，或者是关于一些地方的著名袍哥首领，或者他们所干的惊天动地的事情，相关资料还是能够找到的。而沈的这项调查的独特之处，就是能够进入他们家庭的内部，了解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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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田里帮忙的小孩。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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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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