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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茶会，中国使馆上下都动员起来，酌定邀请名单，制作请柬，忙得不可开交。1878年6月19日（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清政府驻英使馆成功举办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茶会。使馆将馆舍中的公共空间连同外交官的宿舍全部腾了出来。由大门至二层楼，左右列灯烛、置鲜花、铺红地毯。楼梯扶手上装饰白纱，挂上红穗，分插玫瑰、芍药及茶花。客厅、饭厅皆悬鲜花灯彩，横设长筵，一置茶、酒、咖啡、冰奶、小食，一置热汤、冷荤、干鲜果品。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瓷，光华耀目。客厅对面，安排乐队。悬花结彩，鼓乐喧天。还布置了临时衣帽间。门外支棚帐，雇用六名警察维持秩序。出席嘉宾达七百九十余人，“凡客至皆以为欣幸”。整个茶会的实际开支，大约在一千四五百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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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报道：“昨晚中国郭公使与夫人在波特兰大街45号使署有一茶会，此为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众场合之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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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不是社交明星，时年也已六十岁了。作为中国第一位派驻欧洲的公使，他对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展开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他在陌生的国度里广交朋友，对于英国社交礼仪的态度也是开放和通达的。李鸿章曾说，郭嵩焘生平廉洁自矢，出使三年，开报公款仅薪水、房租两项，其余皆自费支销。[24]由此推断，这场价格昂贵的茶会，恐怕也是郭自掏腰包。1887年7月，李鸿章在给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张荫桓的信中提道：茶会酬酢，“于邦交国体极有关涉。倘事事撙节，无论应办之件沮格不行，其悉索情形亦将为彼方所窃笑。从前遣使之举，原欲以讲信修睦，联万国之欢。彼国风气艳重体面，寒陋过甚，非所以壮观瞻，故百事皆可言省费，惟使事不可。”[25]可见外事招待费用正式列支进入清政府的财务预算，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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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8月6日，上海《申报》在头版发表了标题为《钦使宴客》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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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阅英国邮来新闻，知驻扎英京之郭侍郎星使于华五月十九日在公廨内设席宴客，此乃抵英后初次之盛举也。公廨中一切布置，悉照西式，焕然一新。由穿堂以至楼阶俱铺红氍毹，台上排列盆景，大厅二间，爇以明灯，照耀如白昼，侍郎与其如夫人暨英参赞官马君（马格里）出至厅室，接见男女诸尊客。计来者皆外务衙门各官及世爵□员并著名之学士多人，席上珍馐罗列，并有乐工鼓吹以助清兴，由是主宾酬酢极欢而散。按此本驻扎他国钦差交接之成例，今郭侍郎亦仿行之，亦未始非共敦辑睦之道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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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面向国内读者的报道，除了介绍郭嵩焘的外事活动外，新闻眼在于“侍郎与其如夫人暨英参赞官马君出至厅室，接见男女诸尊客”。所谓“如夫人”，就是妾的别称，或曰姨太太、小老婆。在英国人看来，东方人往往妻妾成群，一位高官拥有多位妻子并不怪异，但在讲究传统礼法的中国人眼里，姨娘与正房夫人的地位，则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男人都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但夫人并不对外露面，而小妾出面四处应酬，更为习俗不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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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钦使宴客》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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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申报》又以“论礼别男女”为题，发表文章，谈论中西妇女在礼仪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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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称秉礼，……礼之最重者，为男女之节，古人制礼，有《内则》一篇，论女子事殳父母妇事姑舅之仪极详，盖先王虑人不能尽知其本，特严其末节，以防后世之放纵淫佚耳。非谓内言不出夜行以烛诸节，竟为防闲男女之定则，苟或逾焉，即肇淫纵之祸也，此又读礼而当观其通，玩其旨者也。泰西人于男女交际之间似属不甚讲究，而其防闲之法若又有胜于中国。跬步不出，外亲罕睹，而惟薄不修者，往往秽德彰闻，此中国拘于礼之过也。落落大方，士女宴会而私奔苟合者，则反不有其人，此泰西略于礼之效也。催其能略乃所以成其严耳。昨报述郭钦使驻英，仿行西礼，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英人以钦使能行是礼，津津道之。此一会也，假在中国官衙宴客之所，则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矣。盖中国谓礼以别男女，若此则男女混杂，不能正其身，如齐家何？不能齐其家，如治国何？宜呼骇怪也。顾以此为礼，礼之末也。苟务其本，则皇英治内职并九男，邑姜称臣协力望散，并不以相见不相见为礼也。而且礼仪聘夫人，使臣往见，夕则还劳，且以相见为礼也。春秋贤妇，有德有才，何尝韬晦深闺，足迹不出哉？先王之礼，本属如此，后人徒沿其末，于是以男女不相见为礼，相习成风，日甚一日，盖由轻女子之才，徒使议酒食工针黹可以匿迹屏影，遂沿为女子之常态耳。而女子亦退然自处，不惯揖让之文、应对之节，姻娅相逢一敛衽而已，趋屏后中表相觌，甫对面而双颊通红，若语言高响，谈吐蕴藉不避。男子雅好周旋，则亲串中方且讥诮，并疑其不贞矣。夫人情催罕见之物，最注重念，因女子有不轻见人之态，当见之时，自必仔细端详，由头而及于足，苟遗世之貌，能无动心，设有私邪，彼此相诱，其弊遂不可问。何如与男子相等同在晋接应酬之间，反觉熟视无睹哉！且女子惟不轻见人，则深处闺中，除酒食针黹二事，毫无用心，一旦见客，其意似觉我今见人，固以色身相示也，羞愧之念参其半，粉饰之念亦据其半，故奉亲朋庆吊，内眷往来，必屏挡衣饰，务极华丽，而后可为观美。至有十日半月以前先行筹备者，即游春之时，亦必若是。于是狎邪之子，轻薄之儿，乃有品题妍媸、心口月旦者，甚而雉媒鸨户，辗转勾致，陷人不义，坏人名节。则因不轻见人而酿为风俗人心之患矣。统计中国，最拘此礼者，惟江以南，若北直人与满蒙人，则稍觉大方，师生之谊，无不请见，朋友之妻，皆可坐谈。苟中表至亲，更在不论。以告南人，鲜不诧异，谓其无家教也，越礼法也。然试问北人，暧昧之情曾多于南人否？也而亦并不多也。则可知男女本有相见之礼，岂寂处深闺即可谓妇德乎？但如钦使者，亦止于英国行之，异日持节归来，同朝劳贺，强其如夫人入席欢宴，则马融绛帐之前，未必许门生请见；汾阳锦屏之后，或转因虑杞而藏矣。甚矣，礼之所以别男女也。泰西人未尝泥之而能合礼之本，中人则无不知之而徒存礼之末，此礼之所以难言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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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用西方妇女参与社交活动，比照中国妇女所受旧式礼法的禁锢，所谈观点，可谓女权解放的先锋言论。但在当时封建保守的社会氛围下，将一位初次出使的副部级外交官连同姨太太，拖进案例，放在媒体头条品头论足，还出现郭钦使“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假在中国官衙宴客之所，则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矣”的字眼，无疑强烈地冒犯了郭嵩焘。郭嵩焘出使英国，一直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严厉攻击，他对于各种明枪暗箭，也很敏感。10月14日，他在巴黎读到国内寄去的《申报》[28]，加上半月之前，他看到《申报》歪曲报道他在英国定制私人油画肖像时，对画家所谈论的一些观点，认定报社“意取讪侮”，而幕后策划并提供材料的，是他的同事，出使英国副使刘锡鸿[29]，由此引发郭对《申报》展开调查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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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家庭生活颇多周折。他的原配夫人陈隆瑞，是湘阴同乡陈兴塏先生的女儿。他们于1835年结婚，男方17岁，女方16岁。1861年6月13日，陈夫人因病去世，享年仅42岁。[30]1863年10月，郭嵩焘前往广州署理广东巡抚，路过上海，经冯桂芬、钱恩棨做媒，娶原湖南巡抚钱宝琛的女儿、李鸿章幕僚钱鼎铭之妹为继室。新婚之夜，郭嵩焘即觉得其“貌陋，而一切举动似非纯良，岂吾命应然耶？”[31]然而另有传说，称婚礼上郭氏让其宠妾邹氏坐绿呢大轿，使钱夫人极为不满。此后，两人完全无法共同生活，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说：“钱氏喧哄逾甚，终日不倦，真劣妇也。不可教训，如何如何？渠意在回家，惜船已开行，不及遣之。”16日记：“钱氏喧哄类疯癫。”20日，他忍无可忍，写信给冯桂芬，表示钱氏求归娘家，已经允许，话中带有休妻之意。29日记：“钱夫人终日喧哄，并痛詈鄙人，秽恶万状，知其意在回沪。”11月3日，郭嵩焘遣人送钱氏回沪。[32]可谓当机立断，与其分居。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个月时间，在当时属于闪电速度，却闹得“通国所知”。[33]不过直至1870年7月1日，湖南布政使王文韶仍在为钱家斡旋。[34]1872年，郭的朋友王闿运还策划将钱夫人接来湖南，使郭嵩焘“闻之骇异”，[35]两人其实并未正式离婚。史家认为，郭嵩焘“中岁纳妾有宠，夫妻竟反目，故家居亦鲜乐事也”[36]。其之侍妾，有邹氏（邹氏为1856年所纳，钱夫人大归之后，郭嵩焘将她视为正室，感情甚笃，1870年6月24日去世[37]）、冯氏（冯氏为1865年8月31日由郭嵩焘之弟仑焘为他所选的一个婢女，“貌中人而已，留备使唤”。1869年4月15日收房。[38]）和凤氏[39]。梁氏是郭嵩焘1871年9月2日所纳之妾，据说原先是前广西巡抚苏凤文家的婢女。[40]这样一位出身低微的女子，因随郭嵩焘出国而对外称作“郭夫人”，郭显然很在乎别人对她的评价，不容媒体用暧昧的曲笔来开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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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录刘锡鸿秘密向国内参奏他的罪名，提到“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语、听戏”。“尤奇者，姚彦嘉竭力营办一茶会，其中相识妇女，亦令侍人在楼后迎迓。”[41]12月18日，郭嵩焘写信对上海道台刘瑞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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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会，西洋礼也，居此两年，赴茶会太多，稍一报之。侍人相随西洋，甫至，而外部德尔比夫人首先就见，嗣是求见者日众，有专设茶会邀所亲妇女就见者。凡茶会大者万人，小者亦数百千人，主人惟立门首一迎，至是亦令侍人立楼门后迎所妇女，均见之新报。《申报》乃增入“入座欢宴”等语，久乃闻刘锡鸿见此等新报，译送总署而加函载入“握手为礼”、“入座欢宴”，肆意丑诋，《申报》直承刘锡鸿信语而为之词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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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刘锡鸿和郭嵩焘均提及郭让“侍人”即姨太太梁氏仿效西礼，站立门后迎接女宾。想想，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位三寸金莲的小脚妇女，袅袅婷婷，轻移碎步，能在使馆直接与外国贵妇们应酬周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能力啊。但郭嵩焘否认“入座欢宴”，因为几百人参加的大型茶会更像鸡尾酒会，宾主都是立谈的。《申报》资讯有误，将茶会报道为“钦使宴客”，“席上珍馐罗列”“主宾酬酢极欢”，各种失实的描写由此想象而来，给了郭嵩焘反击的充分理由。顺便提一句，这年3月21日，梁氏刚在使馆为郭嵩焘生下一子[43]，她此时参加茶会，距离生产期，仅仅过了九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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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茶会可能对郭嵩焘造成的名誉伤害，郭本人事后有很大的忧虑。1878年圣诞节，中国使馆内全无喜庆的气氛。郭嵩焘记载：他听说张佩纶上折引茶会为词，而“茶会实成于姚彦嘉、马格里，吾意甚不乐也。《申报》又添入多少议论，伦敦数十家新报皆无之，此语竟不知所自来。姚彦嘉谓出自刘锡鸿之诬造。刘锡鸿鬼蜮，何所不至，然其人劣材也，必尚有为效指嗾者。”郭嵩焘日记中的马格里，为中国使馆聘用的英籍参赞，姚彦嘉即姚岳望。从文字内容看，郭嵩焘已退缩自保，将举办茶会推诿给别人，似乎他本人并不乐意。自从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爆发后，他一直认为刘敢于捣鬼，是有人指使。这个幕后人物，是军机大臣李鸿藻。他曾写信告诉两江总督沈葆桢，刘锡鸿“在京师受命李兰生，令相攻揭。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惟携备折件，亦出李兰生之意”。“李兰生当国二十年，日思比附人言，以取重名于时。”[44]他在日记中抱怨：“其行为则直累及我家室，传之天下万世，使不能为人。刘锡鸿之酷毒惨烈，亦姚彦嘉之授之隙而资之以狂逞也。”[45]我们从前面引用的使馆随员张德彝日记中其实已经知悉，茶会是姚岳望与郭嵩焘共同筹划的，用郭夫人的名义发柬，则是郭本人的想法。这种正常的社交礼仪，在后世看来完全不是问题，但在当时，却成了政治攻讦的毒药，使得郭嵩焘备感压力。倘若不是张德彝事先劝阻，真的以郭夫人名义发柬邀请并主持茶会，事态还不知发展到何种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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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是顶着巨大压力出国的。在此之前，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通过《天津条约》，将他们的公使馆开进了北京，但中国始终没有向西方国家对等地派出使团。因为中国历来以天朝自居，从来不向周边纳贡小国派遣常驻使节。有时即便派出使者，也不是用以相互致意，而是高高在上，赏赐荣誉，或者是接到请求后去排解纠纷。总理衙门在同治朝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想出种种办法，拒绝和拖延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因为涉及外国人拒绝行跪拜礼的争执），也不在西方国家设立使馆。这次郭嵩焘出使，其首要的使命，是以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事件，向英女王当面赔礼谢罪。然后，按照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强加给中方，作为解决马案的条件之一，留在伦敦，建立使馆，代表中国，开展外交活动。这样的出使，本身含有巨大的屈辱性。但没人赴英道歉，就解不开中英外交危机的死结。出国之前，慈禧太后当面告诉他：“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需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46]明明是为国家忍辱负重，整个舆情偏偏对他毫不理解，他的老家湖南风气保守，尚未到杨度二十多年后豪情万丈地吼出《湖南少年歌》，大声疾呼“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时代，对于出使西方全不理解，当作卖国行为，名士王闿运编诌了恶毒的对联谩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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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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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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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自己在奏折中也提道：“去年京师编造联语，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诮责。家乡士子直诘臣以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直欲毁其家室。”使得他“呕心沥血，时自伤哽”[47]。郭嵩焘行事风格上特立独行，对世界变化的大事有自己的先见之明，中国使团在伦敦，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在他的带领下，很快融入当地的社交圈，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但他还是预感到茶会事件不处理好，将会在国内引起更大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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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月，郭嵩焘的继任者曾纪泽抵达巴黎，郭嵩焘开始作回国准备。14日，他接到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邀请，女王将于17日与他话别，他立即决定带梁夫人一起参加。他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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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随行数万里，一被参于刘锡鸿，再被参于张佩纶，不能为荣而只为辱，乃决计令其一见君主，归为子孙言之，足证数万里之行，得与其君主相见，亦人生难得之际会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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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同意了他的请求，可见郭嵩焘是个极有主见也很会抓住机遇的人。17日，郭嵩焘夫妇在索尔兹伯里陪同下，乘英国政府安排的铁路包车，到达朴次茅斯，再换船渡过索伦特海峡，到怀特岛的奥斯本宫。女王先单独接见了梁氏，问候之后，还将女儿贝亚特丽斯公主介绍给她。[49]尔后，女王会见郭嵩焘，对他的离任表示惋惜。郭嵩焘说：“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所有盛典概不敢与，今旦夕回国，以私接见，得蒙赏准，实是感悦。”会见后设宴，皇家宫廷官询问，公使夫人能否同席？马格里答复说，按中国礼节不同席。这样，英方为梁氏别设一席。[50]当时若是直接询问郭嵩焘本人，估计他必会欣然接受。这次会见，是19世纪中国妇女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获得的最高礼遇，也是郭嵩焘对于他出使活动受到保守势力批评的直接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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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参观过奥斯本宫，这里花园辽阔，宫殿主体是座四层楼的建筑，优雅精致，适合王室家族私密地居住，是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艾伯特亲王最最钟爱的一处行宫。1901年，女王亦是在这里与世长辞。我在奥斯本宫徜徉，底层的会客厅里，铺着厚厚的法国奥布松织花地毯。灰白色意大利大理石立柱顶端，双层毛茛叶雕塑的柯林斯柱头，托举着英国皇家的玫瑰图案。枝形水晶吊灯下，金色绸缎包裹着的沙发，和金色的落地窗帘帏幔相互呼应。温馨高雅的客厅，应当就是接见郭嵩焘的地方了。而在客厅隔壁，是粉红色的餐厅，这里确实也有两组餐桌。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有过无数次外事接待，与中国公使夫妇的离别会面和宴会，显然只是一场官式礼仪，但在郭嵩焘的私人记忆中，却是永远铭记的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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