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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铺一般以县为中心辐射，大约10里至20里设一铺或亭，在全国范围内，它们的数量据估计有近两万个之多，基本辐射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递铺的费用大多由本县负责，官民两用，除提供食宿服务外，其最主要的一项功能是邮件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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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驿站发送下来的官府公文，分为加急件与一般件。加急件由有马的急递铺负责，要求传递的速度每昼夜不能低于300里，特殊者甚至要求每昼夜达到600里；假如耽误三刻钟，邮差就要挨竹杖。这样的速度，基本能够保证北京发出的特急邮件，能在半个月内抵达全国的各个重要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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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邮件，都有严格的登记与交接制度，如若发生丢失、损坏、截留或私阅事件，视情节轻重，当事人及司铺、邮长等相关领导，都将被严厉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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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明朝的地方机构中，还有一些比较独立的专业单位，例如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茶马司、铁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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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市舶司。市舶司一共有三个，分驻东南沿海的三个重要港口，一是宁波市舶司，二是福建市舶司，三是广州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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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司一般由地方当局及宫中派出的太监共同负责，主要为方便海外的藩国进贡而设。其中，宁波市舶司主要针对日本国，福建市舶司主要针对琉球国，广州市舶司主要针对南洋与西洋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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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国使团都习惯于借朝贡的机会，带着本国的土特产与中国交易，朝廷为了互利互惠，招徕远人，特在港口附近指定一个市场，允许华夷商人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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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时，市舶司太监只负责接收各国献给皇帝的贡品；各国使团带来的其他货物，归地方当局管辖，其交易收税，入礼部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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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年间，市舶司太监垂涎港贸市场丰厚的商业收益，认为各国使团带来的其他货物，也属于贡品的性质，礼应归天下系统，因此要求获得利益抽分权。分管此事的礼部与各相关地方当局坚决反对，但因为太监刘瑾弄权，终究没有拗过他们，遂“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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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瑾倒台后，礼部立即发动反击，又从太监手里部分地收回了对港贸市场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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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首任使者皮雷斯刚到达广东时，管理广州市舶司的太监名叫曹宏。皮雷斯可能是贿赂了曹宏，才得以不顾正德皇帝的诏命，找理由滞华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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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发现大明 4. 人口糊涂账与财政分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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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史》的人，容易被三组数字困惑：第一是人口数字，第二是田亩数字，第三是财政收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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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的人口数字是笔糊涂账，且看史料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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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三九三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户数约为1065万，人口约为6054万（此数字统计时不含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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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四九一年（弘治四年），全国的户数约为911万，人口约为53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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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七八年（万历六年），全国的户数约为1062万，人口约为606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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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数字颇为吊诡，连当年修《明史》的清朝史官也禁不住发问：“太祖当年刚刚经历战乱，人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多？其后承平日久，人口为什么反而不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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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的看法，明朝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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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从朱元璋开国（公元一三六八年），到宣德十年（公元一四三五年），为发展兴盛期，共历五帝，约有六七十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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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自正统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至弘治十八年（公元一五〇五年），为平稳期，共历五帝，也有六七十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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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自正德元年（公元一五〇六年）。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年），为衰落期，共历四帝，约有一百一十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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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自泰昌元年（公元一六二〇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为局势糜烂期，共历三帝，二十余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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