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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前引山内弘一《李朝初期に於ける对明自尊の意识》认为，朝鲜李朝初期，不仅通过对五福太一的祭祀，建立李朝易姓革命的合法性，其实也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完足世界的意识，所以，朝鲜在李朝初期有对明的自尊意识。他反驳通常的看法，认为由于信奉朱子学而以明帝国为宗主的说法，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山内弘一的这种说法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五福太一的祭祀，在宋代就是中国皇室很重视的祭祀，朝鲜王朝运用这一祭祀，是否能够确立李朝独自的合法性？而通过五福太一的分野说，是否能够建立一个适合朝鲜中心的天下观念，也是有疑问的。更何况，对明的自尊，与对明的认同，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可以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当时的朝鲜人意识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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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各种《朝天录》中常常有对明人崇尚王阳明之学的批评，也有对于明代吏治腐败的揭发，如郑士龙《朝天录》中《历代帝王庙》中批评建帝王庙“虚无崇奉殚民力，往代规为不足论”，赵宪《朝天日记》上，就在万历二年记载了他和彭文珠的对话，痛斥地方御史的无能，“不能弹罢贪残守令，以贻民害”，又批评当时明帝国的流行贺寿敛钱、天子令僧设斋、民众缺乏礼貌等等，收入《中韩关系史料辑要》2，分别见138、278、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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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别见于洪翼汉《花浦朝天航海录》卷一，金堉《潜谷朝天日录》后附申氏识语，《燕行录选集》上册，144页，229页。应该说，洪氏对明的观感并不好，在日记中多处批评中国的佞佛之风（卷一，136页），官员、译员和文人的贪婪腐败和傲慢无知（卷一，139页，卷二，163页）、朝廷的混乱和黑白颠倒的政治（卷一，150—151页）、批评儒学的败坏和对书院的禁毁（卷二，166页），已经对明朝开始失望，甚至说到“我东方礼义事大二百余年，岁王月聘，玉帛相望，而苟如此（指种种官方的腐败和傲慢），安能往来竣事，是必废朝”，但是，最终他自己还是捍卫“事明”之义，并为此牺牲，成为就义的三学士之一（另两人是尹集、吴达济）。见同上卷二，172页。又，关于“三义士”的情况，请参看张玉兴《朝鲜三学士沈阳就义始末》，载《商鸿达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8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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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看徐浩修《燕行记》卷一，《燕行录选集》上册，438—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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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六，3571页。但是，这一年被迫签订了丁丑约条，朝鲜国王也“上而为宗社，下而为父兄百官”，不得已尊奉大清为宗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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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三，第二册，430—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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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九册，3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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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九册，3722—3723页。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可以参看刘家驹《清初朝鲜潜通明朝始末》，载《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21—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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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九册，3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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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景贤书院晦斋先生前后著箴及格言跋》，《忍斋先生文集》卷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393册，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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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四77页。参看何冠彪《明遗民对出处的抉择与回应—陈确个案研究》，载其《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95—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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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虽然像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第一代遗民，对这种华夷界限把持得相当清楚，因为他们的经验中有对于明王朝的依恋，但是，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恐怕就没有这样的意识了。举两个例子，如魏菁本身并不仕清，但是其子魏方泰却是“甲子乡试第一”；郭士标本人也是以遗民自居，但是其子郭晋熙却是“某科举人”，时间是会渐渐冲淡仇恨的。参看钱仪吉《碑传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卷一二五张大受《株溪先生魏菁传》、李振裕《新乡郭公士标墓志铭》，5899，5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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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三，第十册，4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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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清廷的斥责是“彼国虽小，君臣之分，繄岂独无，即使果有冤抑，该国王应上章自明，乞哀祈请。岂有么麽卑贱，不告其君，轻弄笔端。皆由其国弱臣强，若非我朝护持，不知几经篡窃。鬼蜮面目，魑魅伎俩，其在彼国，既习为横逆，无所逃死，辄自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皇上视海内外为一家，申大伦、行大义，亦不容使外服有此无君之臣。法在有司，必罪无赦”，而朝鲜方面的反应是，“彼国虽强，未尝轻视我国。自入中国，渐至骄傲，至于今日，肆辱如此，将来之忧，有不可言”。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三，第十册，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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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三，第十册，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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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五，第十册，4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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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碑文见《大清一统志》（影印《四库全书》本）卷四百二十一，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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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安命夏《松窝集》卷九《西征纪行》，《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410册，景仁文化社影印本，175—176页。这种对满清的蔑视和鄙夷，还有很多例子，如嘉庆六年出使清国的吴载绍《燕行日记》中，这种情感就很强烈，见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的介绍，《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03）第四十二号，169—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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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上，《燕行录选集》下册，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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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洪大容《乾净笔谭》上，《湛轩燕记》卷五，《燕行录选集》上册，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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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上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六，第十册，4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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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吴金成文，见《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60—1949）》（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1），414页。又，可以参看李成珪《明清史书の朝鲜纪事に对する朝鲜の是正外交》中所记载的关于朝鲜方面对清国所修史书的反应，从这些反应中可以看出朝鲜的立场，载夫马进编《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际秩序と交流の历史的研究》NO.1（2003年5月），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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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题韩泰东（1646—1687）《两世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244页。按：此书非韩氏自撰，恐是其子所撰，成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故题“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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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清代朝鲜使者往来中国的情况，可以参看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后附的《清朝与朝鲜往来使者编年》，151—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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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当然，清帝国当时的学术，对朝鲜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请参看以下论文：藤塚邻《李朝の学人と乾隆文化》，载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会编《朝鲜支那文化の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29），283—332页；李元淳《朝鲜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载中华民国韩国研究会所编《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60—1949）》（台北：1983），345—363页；陈祖武《李朝实录所见乾嘉间之中朝文献与学术》，东亚儒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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