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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厥所由，职由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昔之建议而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者，余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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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包含四个要点：一、“设四藩”提议人是高弘图；二、表示赞成的有姜曰广、马士英；三、史可法本人当时对此感到拿不定主意；四、数月后，经观察和检验，史可法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并深为后悔没有断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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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正好能与《国榷》、《明季南略》相证，即：“设四藩”方案，来自于一次内阁会商。而且我们进一步得知，史可法非但不是始作俑者，还是唯一感到犹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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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说法的可信度如何？会不会是史可法推卸责任的一面之词？笔者不以为如此。综观甲申之变以来，种种表现说明史可法是勇于任事、能够忍辱负重之人。这样一个人，对属于自己的过错不会诿之他人。封四镇后不久，江督袁继咸从九江入朝，曾就此事专程前往内阁，“责阁臣史可法不当遽伯高杰”[34]，史可法一言未发，没有为洗刷自己而透露内情。查遍史料，他仅仅是在私密、愤懑的情形下对应廷吉提到过一次，除此之外人概莫知，以致同时代的黄宗羲过了很多年仍认为：“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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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蒂，四藩之设、重赏诸帅、武人地位提升，不在于谁提议，而在客观上可否避免？徐鼒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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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可法胡为出此谋也？曰：不得已也。诸将各拥强兵，分据江北，能禁其不窃踞自尊乎？不能也。锄而去之，能保其不为敌用乎？不能也。既不能制其死命，而又不能抚之以恩……假以朝命，使恩犹出之自上，此亦乱世驭骄将不得已之术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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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实际的角度讲，且不说别的，弘光之立就很借重武人，不是有朱由崧曾以书招高杰等率兵拥立的传说吗？就算朱由崧本人无此举，马士英与诸将串联总是千真万确的事，“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37]皇帝人选如何，都已须视武人眼色，何况封个伯爵侯爵？这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国变之后，败兵如潮，军队处在失控边缘，事实上此时已经发生严重危机——高杰所部在扬州、瓜州等处，大肆劫掠，与民众生死对峙；不同部队之间也为争夺地盘或其他利益，频发流血冲突。可以说，原有军事建构已失去效用，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必须要有新的方案，平衡利益、稳定军队，同时，重构朝廷武力或至少形成一种暂时秩序。就此而言，“设四藩”也许不是令人嘉许的方案，但它相当诚实，反映了现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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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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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读有关南明历史的论述中，能够瞩目于军事建构问题对南明时局之影响的，是一位美国作者司徒琳（Lynn A.Struve）。她的《南明史》，以明朝的“右文倾向”（或我所称的“以文抑武”）为起点和基础，将其视为南明的主要和基本矛盾。她说：“在明代中国不会有如同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或者黑格（Alexander Haig）的官员，也不会有做了州长或市长还向选民炫耀已往军功的上校。”[38]西方作者对这种情形拥有特殊的敏感，极为自然，而中国人可能却比较迟钝。过去我们的南明研究，普遍注意的是党争或道德问题，把它看作左右南明的主要矛盾。我们比较习惯这样的思路和兴趣点，可惜这并非崇祯之后格局变化所在。弘光朝的新局面，在于武人地位改变及由此造成的牵制与影响。与大多数人的历史认识不同，弘光朝并非因为清兵南下而崩溃；实际压垮弘光朝的，是内部军变，亦即左良玉部的叛乱——当然，左部叛乱又只是国家与武力这对矛盾最终的总爆发，在此之前，龃龉不断、酝酿已久，以后我们会借史可法督师扬州的情形作更加细致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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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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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国变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与南京一江之隔的扬州，从此不平静。类似这样的富裕、精致景象，刺激着权重益大的将军们的贪欲，引发流血事件。设四镇后，成为明军前敌总部亦即史可法督师驻地。清军南下，扬州遭血洗，作为它灭亡明朝的祭刀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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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盐商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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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古时声色之都，商业之都。除开古运河与长江相交处这一地利，扬州自古繁华的另一原因，便是盐商汇聚。如此考究的盐商宅第，提示着这座城市的普遍的豪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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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二百余年，国家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武人身影。太祖朱元璋尽戮宿将，逮其末年，依《明史》所说：“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只有一个汤和“独享寿考”。[39]一般都将此解读为朱元璋残忍好杀，固然不错，然仅仅如是观，未免小觑了这位农民皇帝。实际上，其中有他的治国取向。《闲中今古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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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响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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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相当坦然：打压武人，意在右文。这一右文倾向，明朝始终保持不变，即便中间朱棣曾以“靖难之役”大肆用兵，武人地位也未因此反弹。以后明朝并非没有大的政治动荡，景泰末“夺门之变”、万历末“移宫案”，都关乎帝位，但我们在其中只见文臣身影，未见武人参预或武力因素，后者政治上的边缘化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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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政治，却庶几相颠倒了。首先，福王以兵而立，文臣迫于军事压力不敢坚持己见、草草放弃主张，这是过去未有的情形。紧接着，又发生一连串武臣跋扈，乃至凌辱文臣的事情。四月二十七日，讨论迎立问题时，吕大器表现犹豫，诚意伯、提督操江刘孔昭“詈大器不得出言摇惑”，不但态度粗暴，说话内容也是命令式的，而吕大器竟“不敢复言”。[41]福王进城入宫当天，文武百官第一次正式谒见的时候，灵璧侯汤国祚就当场喧哗，“讦户部措饷不时，其言愤絮”，文官大多沉默，倒是大太监韩赞周出面制止，“叱之起”。[42]这位灵璧侯就是汤和的后代，回想乃祖晚年“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43]的表现，岂非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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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月，同样是在御前，早朝甫毕，刘孔昭拉着汤国祚、赵之龙（忻城伯、京营戎政总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廷”，“大骂”吏部尚书张慎言，“欲逐之去”。骂他“排忽武臣，专选文臣，结党行私”。如此骂了一阵子，犹不过瘾，刘孔昭竟然“袖中取出小刃，逐慎言于班，必欲手刃之”。最后，还是靠韩赞周得以制止，“叱之曰‘从古无此朝规！’乃止。”[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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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闹剧，将武臣的忘形展示无遗。他们并非仅仅不把文职重臣放在眼里，索性也置皇帝的威仪于不顾。打个比方，犹今之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意见不合，一方居然拍桌咆哮甚而大打出手。这种态度，岂止是欺压对手，而是连同法官、法庭一并藐视了。故而韩赞周斥以“从古无此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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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孔昭等明里冲着张慎言而来，实则是向文官主政的传统发起挑战。吏部专司官员选用，古时称吏部和吏部长官为“铨曹”，这个“铨”字，便是考量、衡准之意，正如御史王孙蕃所说：“吏部司职用人，除推官升官外，别无职掌。”[45]作为吏部尚书，张慎言提出任用人选，不仅是分内之事，实际上舍此他简直也就无事可做。但此刻，在新的形势下，刘孔昭一班武臣已不甘此权尽操文官之手，他们打着反对结党营私的旗号，图谋参与到这项权力之中，这是闹事的实质。所以，他们与其说是攻击张慎言，不如说是在表达对国家制度的不满。事后，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向弘光皇帝上奏时，严正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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