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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谏死后，朝廷照顾他家的子弟，把曹利用招进禁军，授予殿前承旨。殿前承旨是一个小小武官阶，非常低微，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几级国家干部，只代表身份与资格，没有具体职务。曹利用当时的具体身份，可能就是个禁军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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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能小看了这个禁军大兵。本朝的军队分为四种：禁军、厢军、乡军、蕃军。后三种都是地方军队，由于本朝习惯于“强干弱枝”的军事布防策略，所以地方军中的士兵大多是被中央禁军挑剩的老弱病残，战斗力颇弱。禁军是中央军队，负责拱卫京城、戍守边境、镇压百姓。禁军的挑选极其严格，身高体重都有严格的指标要求，合格者才能入选，能做一个禁军大兵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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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用有语言天赋，所谓“喜谈善辩”，会说话。会说话的人一般不可轻视，一是这样的人往往长于沟通，人际关系搞得比较好；二是这样的人往往有话可说。有话可说不是唠叨啰唆，而是因为他们见识多或对某一领域了解较深，说起来能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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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用属于那种有见识的人，而且颇具胆略，史书上说他“慷慨而有大志”。他这样的人在军中较容易获得上司的赏识，升职也相对比较快。因此，曹利用当兵不久，就升了一级，转为右班殿直。不过，殿直也没有具体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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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曹利用被外放出京师，选为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走马承受公事每路设置一员，名义上隶属于各地方的经略安抚司，负责向皇帝汇报本辖区的军政情况与边警；实际上他们还肩负着特殊任务，负责刺探情报与监视当地的军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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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入朝廷的情报机构，说明曹利用受到了上级的赏识与信任，但是，他若真正想出人头地，却也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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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那个时代，一个人进入公务员系统的途径有三个：一是举荐，二是科举，三是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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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荐途径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天才人物走得通，例如杨亿、晏殊等人。科举途径是条主流途径，帝国的大小主要官员基本都是通过这条路走出来的。荫补途径也是条主流途径，这条路进去的人更多，但因为低端，走这条路的人一般出息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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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的荫补制度，照顾相当广泛，因为本朝以宽仁立国，不愿让人民陷于饥寒，当然也更不愿让官员与功臣的子弟们失业。为了照顾无力走科举之路的这类子弟，朝廷往往要给他们一个饭碗，除了极少数高官的子弟能得到皇帝的特殊照顾被赐出身而进入仕途外，其余绝大多数，尤其是武人子弟，一般都进了禁军系统，当上了高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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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荫补人员的数目极多，有人统计，平均每年都超过五百人，据说最多的一年有四千人。这么多人挤在殿前诸班中，等待升迁，实际上没有多大希望。他们要想出头，也有三条路：一是立军功，二是参加科举，三是熬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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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科举对大多数荫补子弟而言，不是很现实；熬资历虽然现实，但一般熬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朝廷对这些人的才能持怀疑态度，所以熬起来特别艰难与漫长，往往熬到退休也不过是个低级军官。立军功倒是军人晋升的捷径，但一般仅限于军内迁移，要想转业进入地方官的行列，还需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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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本朝自开国以来，战争不断，作为军人只要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作战勇敢，再加上不可或缺的运气，并不乏建功立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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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像曹利用这样身份的人，若没有特殊的机遇，他能升到鄜延驻军长官这样的位置上，也是祖坟冒青烟了——因为本朝习惯于以文治武，高级军职一般不肯轻易授给武人，这个天花板不易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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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用偏偏就是遇到那种特殊机遇的人，他在十年前建立了一项奇功，这项功勋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跃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英雄，连皇帝也对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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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那次机遇，来自公元1004年宋、辽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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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萧太后与辽帝耶律隆绪率军大规模南侵，在威虏军、顺安军（治所在今河北高阳）、北平寨与保州等前线要塞遭受了挫折。萧太后虽然硬着头皮继续南下，实际上厌战情绪却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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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萧太后听从宋朝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打算对宋朝进行和平试探。她让王继忠给宋帝赵恒写一封私人信件，说明辽国的和谈之意。王继忠欣然从命，写下一封密奏，附上令箭，让四个小孩带着去见莫州都部署石普，请求他尽快把密奏送抵京师。王继忠被俘前曾担任过高阳关副都部署，与石普相熟，石普到此时才知王继忠未死，他不敢怠慢，当日就派一名小校将密奏送到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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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赵恒打开密奏一看，确是王继忠的亲笔字迹。奏状中说：“臣下时常思念当年面辞之时，陛下亲临教诲，说一切应以息民休战为主。如今北朝敬闻陛下仁德，愿意修复旧好，恳请圣上明睿宽慈，俯从我的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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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又喜又疑，他希望与辽国议和，但认为在敌军全面入侵之际，只凭这封密奏，还难以摸到头绪，所以他对辅臣们说：“这封密奏虽然到了，其实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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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毕士安相对比较乐观，他的意见是：“契丹军队的锋芒屡遭挫折，耻于自动退兵，所以借助王继忠前来求和，估计并非虚妄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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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因为不胜而要求订立盟约，可是一旦我方答应，他们必定会提出非分要求。假如我方为了百姓的利益，委屈一下，特地派出专使，馈赠他们些财物，还是可以接受的；担心的是，关南之地曾属于他们，假如他们就此提出要求，那就没有了和谈余地，朕只能领兵誓师，亲自前去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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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样说，这个机会却绝不能舍弃。经过御前会议讨论，朝廷形成了如下决议：第一，拒绝王继忠让朝廷先派和谈使者的要求；第二，由皇帝亲写一封诏书，赐给王继忠，让他转告契丹人，只要他们有诚意，宋朝和谈的大门随时可以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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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忠接到朝廷回复的诏书之时，辽军已经绕过宋军的边境据点，大规模向内地深入，告急的文书一夕五至，京师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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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忠经过请示契丹主，又写了一封密奏，说：“辽军已经领兵围攻瀛州，关南地区是他们的旧疆域，恐怕很难固守，恳望早派使者商量议和之事。”石普也附上自己的意见，认为早日谈判对朝廷有利。他们两人的观点相似，担心关南地区一旦落入敌手，萧太后就会抬高和谈门槛，使宋朝失去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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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赵恒读完他们的奏章，说：“瀛州素有防备，不用担忧；至于先派使者，倒也没有什么损害。”这话听起来挺自信，实际却相当心虚，皇帝此时不仅担心关南地区的安危，更担心萧太后趁着冬季来临，饮马黄河，威胁东京汴梁。所以他迫切需要和谈，以阻止契丹人继续南下，先派或后派使者之颜面上的事，已经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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