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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胡床早有不少研究，这是游牧民族一种轻便的折叠凳。胡床引进时，内地显然没有其他相似的家具，相近的只是床，遂取名胡床。古代的床是坐卧两用，而胡床既是不能卧，也不能坐，即跪坐。按照古人的概念，只能是“踞”在其上。但胡床既有实用价值，终于流传，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椅、凳之类新家具，对改变汉人席地而坐的礼俗，起了相当作用。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说：“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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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席地而坐的时代，帝王召见臣僚，可有多种场面。汉文帝与贾谊谈话，应是皇帝面南，跪坐席上，而贾谊则面北，相对跪坐。《世说新语》卷中《赏誉》说许询与晋简文帝跪坐交谈，“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也是类似场面。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几或御案之后，召见臣僚，也是一种场面。再如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床或御榻上，召见臣僚。此种场面，如今的影视剧中就往往忽略。《世说新语》卷下《容止》说，“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床头”，然而匈奴使者所注意的，竟是“床头捉刀人”，大致反映此种场面。此外，如魏明帝对司马懿托孤，估计病危的魏明帝只能躺在床上，而“升御床”的司马懿大约是在矮脚御床上跪坐。刘备向诸葛亮托孤，估计也是类似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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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的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为今人提供了由席地而坐转变为垂足坐的生动实证。夜宴自然是非正式的宽松场合，不必过于拘泥礼俗。从画面上看，屋内全是使用高脚椅和坐墩，人们垂足而坐，坐在床上的姿态都相当随便，没有跪坐。特别有趣的，是韩熙载本人是盘腿坐在一张大靠背椅上。由于佛教的影响愈益广泛，唐人使用跏趺坐的姿态已相当普通。如闫立本《步辇图》中，唐太宗也是盘腿坐在步辇上。按个人的体验，盘腿的坐姿显然要比跪坐舒服些。《鸡肋编》卷下说，“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唐书》尚有坐席之遗风，今僧徒犹为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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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辽宋金元时，皇帝的座位还是沿用前代遗俗，称为御榻。《宋史》卷278《马全义传》说，宋太祖“召全义，赐食御榻前问计”。同书卷382《李弥逊传》载，南宋初，群臣反对和议，秦桧“於御榻前求去，欲要决意屈己从和”。《辽史》卷49《礼志》载祭山仪，皇帝和皇后“升南坛御榻坐。羣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金史》卷36《礼志》载受尊号仪，“又设御榻于坛上”。《元史》卷67《礼乐志》载“元正受朝仪”：“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即使到明朝，《明史紀事本末》卷42载，弘治十六年，“上召（刘）大夏入御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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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御榻的样式，《宋史》卷148《仪卫志》有一段文字：“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玉雕的山），以龙卷之。坐面用藤织云龙，四围错采，绘走龙形，微曲。上加绯罗绣褥，裹以绯罗绣帕。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拥之，为前驱焉。”既称皇帝“正衙”所用的“法坐”，应即是御榻。但“老内臣”能“马上拥之”，就不会是一个大床，实际上已缩小到与龙椅差不多，臣僚不可能像前代那样“升御榻”。除了“法坐”之外，御榻也可有其他称呼，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壬辰注中称“御座”，《东京梦华录》卷６《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中称“金交椅”，“御椅子皆黄罗珠蹙”，《梦粱录》卷１《车驾诣景灵宫孟飨》称“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御校椅”，《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金龙御座”。但说御榻即是交椅、椅子，应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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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椅的名称出现似更晚。《元史》卷78《舆服志》载，在玉“辂之中，金涂鍮石较碾玉龙椅”，其他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都设“龙椅”。元代的龙椅还是设在车中，明清时，龙椅方逐渐成为皇帝的正式坐椅。《绥寇纪略》卷12，崇祯八年火灾，“火延及于茵蓐、御座，为文皇帝盘龙椅皆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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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引徐度之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看来坐椅子之类尚有一个普及的过程。《桯史》卷7《优伶诙语》记载伶人讽刺秦桧“但坐太师交倚”，而将宋钦宗回归“掉脑後”。“太师交倚”是一种“荷叶交倚”。据《贵耳集》卷下，是由临安尹吴渊“奉承”秦桧，“出意撰制荷叶讬首四十柄”，“遂号太师样”。据《宋史》卷113《礼志》，《大金集礼》卷8《守国仪》，坐具另有绣墩、蒲墩、杌子之类。《郧溪集》卷26《送蔡同年守四明》诗说：“尚书蔡公在廊庙，器业文章第一人。绣墪赐坐议大政，天子称之社稷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戊子条，宋仁宗引见宰相吕夷简，“命内侍取杌子，舆以前，夷简引避久之”。《元史》卷79《舆服志》载有交椅和杌子，杌子为“四脚小床”，即是如今的凳子。《宋史》卷283《丁谓传》记载，宋真宗“赐坐，左右欲设墩”，丁谓说：“有旨复平章事。”于是“更以杌进”。看来宋时杌的地位又高于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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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说衣、食、住、行，这四项当然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或风俗史的重要内容。就住而论，古代主要发生两次大变化：一是自西周开始，以砖瓦木结构房屋取代了夏商时期的茅茨土阶，这是一大进步，直到清代为止，中国式的居屋大致还是沿用砖瓦木结构；二是在唐宋之际，人们在室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坐，由此引起家具和礼仪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像京剧等戏曲，演出各朝各代的故事，都一律用明朝的服饰和家具。如今有一些新编的京剧，开始注意不同朝代的服饰差异，这是一种进步。但对席地而坐时代的家具和跪坐等姿势仍未有足够的表现。我常在想，可否为席地而坐时代的跪坐、拜、顿首、稽首、拜手等动作，为当时的几、矮脚床等，再设计一套艺术化的表演程式。这不仅可以丰富京剧等表演，也会使表演更接近于唐朝以前的生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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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170693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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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煤、石油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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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古称石炭，如今日语中仍称石炭。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石炭，在东汉末、曹魏时已有记录，而考古发掘则更早。但大规模地、普遍地以石炭作燃料，还是在辽宋时，不仅有不少文献记载，还有不少考古发现，都是有力的证明。石炭用于民家取暖、炊食等生活消费，也用于诸如烧制砖瓦、瓷器、造船、冶铁、酿酒等手工业生产。石炭利用的扩展，是与森林资源的萎缩相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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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162《职官志》载，北宋的财务机构三司的盐铁部下设铁案，“掌金、银、铜、铁、朱砂、白矾、绿矾、石炭、锡鼓铸”。当时作为国家重点矿产仅有八种，而石炭即居其一，这是前朝所没有的事。地方上还设置如石炭务、场之类。由于石炭也成了官府的利源，东京开封的石炭场从宋神宗时的一个，发展到宋徽宗时二十多个。北宋后期，开封的木柴供应量大为减少，《鸡肋编》卷中说，市民“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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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在北方，辽宋时代即是如此。北宋亡国后，金朝自然取代北宋，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石炭生产国。宋使朱弁到金朝西京路，即今山西大同一带，《中州集》卷10载其诗《炕寝三十韵》描述寒冬用石炭烧炕，“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炎炎积红玉”。但南方也并非全无石炭生产，如在今江西萍乡市、四川自贡市附近的荣县、重庆市等地，都有文献或考古发掘记录。陆游《剑南诗稿》卷6《初到荣州》诗说：“地炉堆兽炽石炭。”后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使用石炭，就感觉新鲜和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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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最早作烟尘解，《吕氏春秋•任数》有“煤枲入甑中，弃食不祥”之语。后或转用于文房四宝之墨。元代开始将石炭改称煤。如《元史》卷85，卷89《百官志》，卷94《食货志》记载，设煤木所和煤窑，征税有煤炭课。往后明清时代有关煤炭生产的记录很多，是广泛涉及人们生活和生产的一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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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北京而言，辽朝的瓷窑遗址中即发现煤渣。元朝大都大量使用燃煤。故设西山煤窑场。尹廷高《玉井樵唱》卷上《燕山寒》诗有“地穴玲珑石炭红，土床芦簟觉春融。”南宋汪元量入元大都，其《增计湖山类稿》卷2《湖州歌》（其九十）诗说：“地炉石炭共团圞。”都是反映当地用煤烧炕。元代末年，《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左丞相脱脱奏曰：‘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遂起夫役，大开河五、六十里”。但最终开河失败。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150说 ：“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37说，康熙时，“京城炊㸑，均赖西山之煤”。说明大约在一千年至七百年间，煤炭逐渐成为今北京的主要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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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不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但人们最初只是发现从浅露的油田中流出的石油，称之为石漆、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等。古代高奴县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北，《汉书》卷28下《地理志》说，当地“有洧水，可（難灬）”。看来中国人发现石油还早于石炭。《水经注》卷3引晋张华《博物志》说：“酒泉延寿县（今甘肃玉门市南）南山出泉水，大如莒，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後黒，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0《物异》说：“石漆，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 宋前期的《太平寰宇记》卷152《肃州》也说：“石漆：延寿城中有山，出泉注地，其水肥如牛汁，燃之如油，极明，但不可食。此方人谓石漆得水愈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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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2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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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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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石油”一词的定名，始于沈括。他看到森林资源的萎缩，认为石油“后必大行于世”，这是高明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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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石油也用于军事。《元和郡县志》卷40说，玉门县“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黒脂，人以草盝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公元578年）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愈明，酒泉赖以获济”。这是中华古史上第一次将石油用于军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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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吴越备史》卷2说，“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钱镠将火油用于军事。《资治通鉴》卷269和《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记载，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南方吴国向契丹人“献猛火油”，说：“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是准备军用的。《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说，后周显徳五年（公元958年），占城国王“贡猛火油八十四瓶”，“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江南不产石油，上述的火油或猛火油都是从海外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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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石油更广泛地用于军事。《说郛》卷21，34南宋初康与之《昨梦录》，追忆北宋往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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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边〔城〕防城库皆掘地作大池，纵横丈馀，以蓄猛火油。不阅月，池土皆赤黄色，又别为池而徙焉。不如是，则火自屋柱延烧矣……惟真琉璃器可贮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为海子。余犹记郡帅就之，以按水战，试猛火油。池之别岸为虏人营垒，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过，则烈焰遽发，顷刻虏营净尽。油之馀力入水，藻荇俱尽，鱼鳖遇之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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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边防城市确是广泛地使用石油。据《麈史》卷上《朝制》和《宋会要》职官30之7，开封设有广备攻城作，设十一作，类似于现代所谓车间，“猛火油作”即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浅露的油田只有两处，一是今甘肃玉门一带，二是陕北。当时的玉门一带归西夏管辖，宋朝境内仅有陕西油田。无论是进口或陕西采集，运输到开封，“惟真琉璃器可贮之”，都并不容易，单设猛火油作，无非是有某种加工和包装。北宋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记载了当时有熟铜制造的“猛火油柜”，是个四脚方柜，可以注油三宋斤，上设唧筒，用火药发火，喷出烈焰，“中人皆糜烂”。敌人“以冲车等进，则穿以铁环、木镮，放猛火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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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箱杂记》卷8载，宋真宗“景徳中，河朔举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状元。张存、任并虽事业荒踈，亦皆被泽。时有无名子嘲曰：‘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 另据《长编》卷174皇祐五年五月丁未条，宋仁宗时，侬智高叛乱，包围广州，宋蕃官普延“以猛火油燒其攻具”。《靖康要录》卷1靖康元年正月七日记载，北宋末，李纲负责防守开封城，配置各种城防用具，包括“备火油”。南宋初，据《历代名臣奏议》卷90宰相吕颐浩上奏，谈到对金作战，说沿淮的浮桥，“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准备缓急焚爇缆索”。此类是宋时将石油用于实战的记录。《永乐大典》卷8339《行军须知》说：“城上多备泥浆桶、麻搭，防敌人放猛火油箭、火炮。”估计“猛火油箭”应是燃烧的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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