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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女性消费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同时也促使女性的消费更加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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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中外交流和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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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及中外友好交往活动的中心，“京邑所居，五方辐凑”[276]。长安不但是国内交通的中心，同时也是通往国外各地海陆交通的中心。长安向西沿河西走廊，出敦煌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通道，就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唐朝，我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交往，都是通过长安为中心而进行活动的。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重视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对入朝前来长安的少数民族首领或使者，皇帝都要亲自召见赐宴，厚加赏赐，对少数民族首领及其上层人物常加以封赠，有的还留职长安，带刀宿卫。由于各族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出使、经商、质子、传教，留居长安的人数十分众多。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在长安城中，至唐代，少数民族内附的人更多，其首领和部众入居长安十分常见。如贞观四年，突厥颉利可汗归降，其部众入居长安者将近万家。贞观十三年，各国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277]。相信这其中既有慕华夏之风自愿来求学的，也有各国的质子宿卫者之流为唐政府服务的。天宝初年，整个京兆府有户三十余万，但唐德宗时，关中地区十余州内附的少数民族“已数十万家”[278]此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说有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还是可以相信的，说明长安城内外已经彻底具备了胡化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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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在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与我国多民族的融合中，成为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尚对长安汉人影响极大，胡衫、胡帽、胡饼、胡酒等在长安特别受人喜爱。再加上唐代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朝代，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听其商贾往来”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大量外国商品涌入，在唐人极强的吸收、融化能力中这些商品往往成为长安城中的抢手货。韩愈曾叹息：“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数。”[279]唐人喜爱舶来品，尤其是喜爱这类商品中的珠宝、香药等，他们追求这些奢侈物品。谢弗说：“七世纪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280]崇尚舶来品风气虽不一定全是从宫廷中开始，但有了这样一个深受胡风影响的环境，全社会崇尚胡物也就是十分自然的。我们曾经提出：“作为一种文化，胡风传到唐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已有的文化文明成果占有、享用和消化的过程。因而胡文化在唐朝实际上成了一种‘消费型文化’，它给唐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满足人们一些现实的、直接的需要上，比如服饰、食物、音乐等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享受。它在社会消费领域形成一种流行时尚，在欲望和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从皇亲贵族至士庶百姓都大胆地追求这种时尚，从而促进了唐代城市消费需求的异常活跃，也促进了唐代中后期消费风尚世俗化的进程。”[281]长安女性当然脱不了时代的熏染，在这股流行的胡风影响下，她们也是想尽办法追求胡物，从服饰、饮食到礼仪风俗和宗教信仰，潜移默化之间，她们见证了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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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宫、贵族妇女成为消费活跃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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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中的上层妇女，主要生活在宫廷内，她们向外延伸的消费风气往往成为平民百姓竞相仿效的对象。宫中的女性生活尊贵、悠闲，她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她们常常是以母仪天下的面貌出现在广大妇女面前。高世瑜先生曾说唐代的后妃：“富贵、荣显、优闲、舒适——她们占尽了人世间的风光，在万千唐代妇女中不能不说是幸运者。”[282]因此这些女性的穿戴装饰自然是全体长安女性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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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数千人都浓妆艳抹，“衣罗绮，曳锦绣”[283]，在灯轮下轻歌曼舞，“经月余日”[284]。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作百枝灯树，高达八丈，灯树置于高山之上，入夜点灯，“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285]。他们甚至借过节之机来炫耀富贵，互相攀比，以重金宝珠装饰车马出行，造成“香车宝辇隘通衢”[286]。《大唐新语》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驰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287]上至“贵游戚属”，“下隶工贾”，佳节的欢乐气氛让市民普遍都融入到了节日消费的热潮当中。宫女们只要衣着华丽走出宫门，他们的装饰和衣服马上遭到宫外女性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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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已论及，安乐公主的奢侈生活，使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一般家庭条件允许的女性都会在穿衣、妆饰方面向其学习。玄宗时，“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穆宗长庆年间，襄阳公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288]，说明公主经常进入市场购买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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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内外命妇们在女性消费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旧唐书》卷45《舆服志》说女命妇们“即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使“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在衣服料子上，这些命妇不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而是越穿越奢华，丝绸锦绣，使其他的女性看得十分眼红，一时大为流行。长安富贵人家士女还有游春的习俗，“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随行时“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游春的同时多进行宴饮，所费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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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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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首都长安是开放的中心，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以前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例如宫廷妇女参政在唐代尤为显著，出现了一批女政治家，武则天是其中最有才华和权术的典型代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唐朝的妇女中，盛行重文习诗的风气，产生了众多的女性诗人，即使连众多娼妓、女冠女尼也有许多名篇名诗保存至今。唐代普通的妇女濡染翰墨者为数甚多，遍及各个阶层，诗文题材十分广泛，吟诗作赋蔚然成风气。妇女在音乐、舞蹈上的成就自不待多言，而在书法与绘画上也颇有其人。唐代由于重视教育，女教著述较前代增加不少，基本精神主要是节操礼法、诗书笔札、教习女工等。唐代的妇女较少受礼教束缚，社会交往与活动场所比较宽泛，因而女性外出经商、从事经济活动者有之，外出游玩、相互宴饮聚观者有之。女性们可以经常外出活动，抛头露面到长安的郊外、两市、寺庙道观和各种娱乐场所，“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289]。唐代的女性可以公开或单独地与异性结识交游，同席宴饮论诗文，可以诗词相赠。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有敕云：“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妻子等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祸福妄陈。”[290]女性之所以能与和尚、道士自由地接触，完全与当时社会的习俗相关，是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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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处于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长安，女性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受人瞩目，长安的女性能够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去。宁欣先生曾对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发现妇女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个体佣工，自产自卖的小生产者兼小贩，个体手工业者，以旅店、餐饮为主的服务业和以小商贩为主的商业，娱乐和娼妓业，此外还有婚媒中介、女巫、占卜、经纪人等[291]。唐代女性参加经济活动有的虽然是为了生计而无奈的被迫的，但毕竟是社会活动空间广阔和人身自由的标志，她们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由经营，实现其人生价值，完全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女性能自由地驰骋于经济活动中，她们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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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女性消费兴盛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因素众多，我们在这里只是拣其主要者进行一些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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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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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消费的结果又带动了社会需求的扩大，重新刺激社会生产的发展。长安女性消费的活跃所产生的巨大需求，直接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唐都长安近百万人口，如果推测女性是其中的一半，我们今天就可以想象单由这些女性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需要各地大量运进各式各样的商品来供应城市女性的需要。唐代各地的商人，包括众多的胡商，了解长安城市场的巨大，前来经营生意的络绎不绝。通过这样的经济循环运动，长安市场不断地繁荣，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不无夸张地说，长安女性消费对唐代商品流通的规模、结构、范围和速度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对推进长安商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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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看到，在长安女性消费的刺激下，庞大的消费需求为长安城郊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而造成了农副产品不断商品化的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直接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和经营领域。如女性喜欢花卉装饰美化生活，因而长安城郊出现了专门的花农，“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292]，挑着担子入城销售。司空图有位邻叟善艺卉木，常常“鬻于都下，未尝不亟售而返”。这人卖花还有一套理论：“鬻植之道，虽本于天时，亦且诊于人情耳。盖视其人，夸其居侈，则所玩者必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实矣。彼或以劲正自处，所植必慕贤良，吾皆揣之。各炫其所欲，焉有曝滞之患哉。”[293]他的卖花技巧之高，揣磨顾客心理的诀窍，令人赞叹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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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特殊消费促使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在长安的聚集。众多胡商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因为他们发觉长安的钱很好赚。《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谈到回纥商人在长安“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胡商们经营的主要是珠宝、绢帛、香药、药材、茶叶、酒店等，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女性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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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女性形象大大改变。《大唐新语》卷10云：“士流之妻，或衣丈夫之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长安女性常以戎服、男装为美，“男女穿一样的衣服，内外无别，倒真有点平等味道了”[294]。女性衣男装，实质是女性社会地位要求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说在唐代一定程度上男女能够接近平等。此外，女性打扮后，女性的外貌形象大为改观，她们出门前往往是“新妆宜面下朱楼”[295]，想把最好的形象留给世人，女性对自己的外貌形象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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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是唐朝开放风气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成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斑斓多彩。女性消费的兴盛，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风气更为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愈益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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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张洁合作，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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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以浙东、浙西和河南、河东四道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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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事业是交通、城市、商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一般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后南方不少地区出现了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建设的重心移到了南方，而且对唐代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事实是否如此?这需要我们作细致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两浙地区作为南方的代表，选择了河南、河东地区作为北方的代表，来分析南北水利建设的发展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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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浙东是指唐代的浙东观察使辖境，约相当于今浙江省的大部。浙西是指唐代的浙西观察使，约相当于今江苏省苏南地区和浙江西北部地区。河南是指唐河南道的一部分，约相当今河南省地区。河东是指唐河东道，约相当于今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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