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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府在越州建有完善的驿路体系。如州城内有临江驿和镜波馆，迎恩门外有西亭驿[640]。离山阴县二十九里的迎恩乡有苦竹驿。此驿唐人常称作馆，《刘随州文集》卷2《晚次苦竹馆却忆干越旧游》云：“故驿花临道，荒村竹映篱。”在诸暨县，唐初有待宾馆，大历中改为诸暨驿；诸暨另还有使华驿，估计是在城外。萧山县有西兴驿。李绅《欲到西陵寄王行周》云：“西陵沙岸回流急，船到黏沙去岸遥。驿吏递呼催下缆，棹郎闲立道齐桡。”此外剡县有剡溪馆，会稽县另有小江驿[641]。越州至各县，都有驿馆制度的设立，交通十分方便。当然馆驿主要是政府的招待所，老百姓是不能借住的，但民间商业却是能依仗驿路运送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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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到浙东各州有较为畅通的交通。《元和郡县图志》卷26谈到越州交通时说：“东至明州二百七十五里，东南至台州四百七十五里，西南至婺州三百九十里，西北至杭州一百四十里。”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江南运河北上中原，或进入浙江南下到达岭南，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形成网络状，商业运输比较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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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陆路而言，越州至杭州境内有南北二路。裘甫起义时，部下曾有人对他说：“宜急引兵取越州，恁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遁浙江筑垒以拒之。”并云如有机会，可“长驱进取浙西”[642]。这条通道比较平坦，是政府的驿路。白居易曾谈到从杭州至越州：“云树分三驿，烟波限一津。”[643]平均每40多里有一驿。南路是指到达杭州南部的山路，即从诸暨到富阳的路线。中和三年（883），浙西钱镠和浙东刘汉宏在杭越边界发生激战，“钱镠将八都兵自富春击之。……汉宏以精兵屯诸暨，镠又击破之，汉宏走”[644]。自富阳过江，经诸暨可直接到达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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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东经余姚可至明州，陆路十分畅通。其时官府有驿路从越州通向明州。李宗闵为明州刺史，曾“驰驿赴任”[645]，从长安通过来的驿路是先到越州再到明州。《乾道四明图经》卷1谈到元稹为浙东观察使之前，明州每年都贡海物，“走驿达于长安，邮卒不胜其疲，稹奏罢之”，据此明州到越州的陆上驿路十分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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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东至明州西至杭州的水路交通，对商业运输的作用更为突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工开挖和自然河道相结合的浙东运河。陈桥驿先生在《浙东运河的变迁》中，认为这条运河最早的开凿当从晋朝司徒贺循开始。为保证水位，这条运河在唐五代时设置了埭堰。天宝末年，余姚郡参军李惟燕北归，至上虞埭，正好碰上“塘破，水竭”，船无法行驶。“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斗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646]可知运河两旁筑塘，塘阔数丈，十分坚固厚实。运河过曹娥江处筑埭，以保证河水不流入江中而无法通航。此埭筑于何时，史未明言，但天宝末年已有，估计修筑年代较早，至唐末仍在发挥作用。此外，唐元和十年（815），越州观察使孟简在山阴运河沿岸修建运道塘，有关专家认为：“运道塘即是运河沿岸的一条石路，它不仅便于船只的避风停泊，而且更便于船舶的拉纤。”[647]不过笔者认为孟简开凿的似乎并不仅仅是一条纤路。按《新唐书》卷41云：“（山阴）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塘的确是指堤岸，但这儿新河、运道塘相对应，可以推测开凿的应当是一条河流。至于纤路，想必是开河以后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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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西南经诸暨陆路可到达婺州。从诸暨进入婺州境后，细分有不同的两种走法，或经东阳至婺州，或经浦阳、义乌至婺州。昭宣帝天祐二年（905）十一月，淮南陶雅、陈璋攻克婺州后，“璋攻暨阳，两浙将方习败之。习进攻婺州”[648]。吴国军队从婺州向越州进攻，而防守的吴越军队则从诸暨向东阳、婺州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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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水路通过浦阳江可以到诸暨、浦阳再至婺州。《大清一统志》卷231云：“浦阳江，在浦江县南一里……经县郭南，又东北逶迤百余里入诸暨县界，始通舟楫。”李白云：“客有思天台，东行路超忽。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649]陈尚铭先生云开元间，李白从杭州过钱塘江，“入浦阳江，寻访苎萝山。这条水路是到会稽的重要通道，而且最宜观赏越中山水的风情”[650]。水路的畅通，对商业运输的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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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向东南经剡县可通至台州。越州至剡县有驿路相通。方干有诗云：“驿路古今通北阙，仙溪日夜入东溟。”[651]越州至剡县水路可从上虞江的上游剡溪直达，李白曾云：“试问剡溪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652]他曾溯源剡溪，寻访天姥，登天台，游四明。剡县至台州唐兴县有陆路和水路相连。《剡录》卷6上引唐崔峒《送师弟往台州》诗云：“远客乘流去，孤帆向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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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地处钱塘江南岸，从越州出发的海路有多条。由越州跨杭州湾可到达嘉兴，比从浙东运河经杭州走要近很多，但相对而言航行安全性差。由越州进入大海向东航行，再转而向南可到达浙东沿海各地。《隋书》卷48《杨素传》谈到杨素平定江南高智慧叛乱时，“智慧逃入海”，杨素“从余姚泛海趣永嘉”，可知余姚县是一个海船出海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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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越州至四周各州、县都有顺畅的水陆交通，进而北可以至中原和关中，西南可以至江西和岭南，东可以至海外，这为越州的商品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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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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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浙东观察使的治所，越州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比周围各州更高的政治地位，而且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更胜出其他城市一筹，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特色。大体而言，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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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南沿海的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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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卷31《地理志下》谈到隋代越州商业时说：“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由于外面大海，内依陆地，越州的物资十分丰富，四方商人纷纷前来，因而在隋朝越州就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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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或进入浙江南下，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商业比较兴盛。早在唐前期，越州就显现出了一个商业都会的迹象，《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5《许君墓志铭》称其为“南越之奥壤”。中唐设观察使后，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653]，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玄宗时的孙逖说：“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故女有余布，而农有余粟。以方志之所宜，供天府之博敛，篚丝苎缗金刀，浮江达河。”[654]由于农业发达，农产品丰富，纺织品在江南独领风骚，越州的商品运往全国各地。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655]这里崔元翰的话并不是夸大之词，而是根据越州大量商品运往全国各地而言的。刘禹锡《酬乐天衫酒见寄》诗云：“酒法众传吴米好，舞衣偏尚越罗轻。动摇浮蚁香浓甚，装束轻鸿意态生。”[656]越罗轻盈，女性穿在身上意趣横生。吴米和越罗都是白居易送给刘禹锡的，估计是从越州流向苏州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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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州经商业网络运向全国各地市场的商品不计其数，越州闻名全国的产品十分丰富。越州纺织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全唐文》卷630吕温《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云：“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吴越地区的纺织品除交租赋之外，必有相当部分的产品是经过商人之手转运到北方去的。杜甫《后出塞》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曜舆台躯。”越罗和楚练都是有名的丝织物，被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纸的需求量大增。越州剡县出名纸，受到全国各地文人的喜爱，大量剡纸从越州交易到全国各地。舒元舆在《悲剡溪古藤文》中云：“过数十百郡，洎东洛、西雍，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657]说明剡纸行销四方，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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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唐末，继续有大量北方商人来到越州经商：“唐末，群方负固，物产不通。东汉有商归自闽、越，以橄榄献于霸君，明日分赐大臣。”[658]这里的东汉，是指定都在太原由刘崇建立的北汉，北汉商人不远千里到达越州，将越州商品运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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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还有大量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越州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从八世纪后半期开始，越州有大量的瓷器产品输出日本。苌岚先生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材料和考古报告，指出在日本发现中国瓷器的遗址共188处[659]，明确断定为越窑系的有48处，以青瓷为主。随着交通航线的开辟，越州青瓷通过海道被运进朝鲜。在古新罗时代第98号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小壶，专家们估计是九世纪初已被运销了过去[660]。越窑产品还运销至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的西伯里亚等地。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也有越窑青瓷碗、壶、水注出土。印度、巴基斯坦沿古印度河和沿海城市中，都发现了唐末五代的越窑青瓷。伊朗、伊拉克的一些海港城市曾出土过越窑青瓷碗。在巴格达东南的阿比耳他，曾发现晚唐五代时的越窑青瓷。阿曼的苏哈尔古城遗址也有唐五代越窑青瓷[661]。上述这些瓷器是越州商人运到国外还是外国商人到越州交易后运回去的，似都有可能。这使我们看到了越州作为一个商业都会，商品交贸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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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宋朝，人们评价越州仍是：“其地襟海带江，方制千里，实东南一大都会。又物产之饶，鱼盐之富，实为浙右之奥区也。”[662]指出了越州在浙右的经济中心地位，继续是东南沿海的一大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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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州城的规模和州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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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越州城，隋开皇十一年杨素筑，罗城达24里250步，另修子城周10里[663]。唐初一般州城只有子城而无罗城，与同时期的江南其他一些州城不同，常州、润州、杭州、睦州等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才修筑罗城，而越州的罗城是在隋朝已经修筑。从理论上讲，具有完备的罗城可以很好地保护居住在子城之外的居民，而且有利于固定市场的设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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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内设有市。元稹有诗云：“暮竹寒窗影，衰杨古郡濠。鱼虾集橘市，鹤鹳起亭皋（越州宅窗户间尽见城郭）。……渔艇宜孤棹，楼船称万艘。”[664]据此，可知罗城外有护城河，渔船可直至城内，众多运送商品的楼船直接将货物运进城内。城中设市，市边有河道，水边有堆置货物的平地，四周是民居，市离城墙不远。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越州市的具体位置，但可以了解越州和一般城市一样，在城内专门设市进行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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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州县市都按政府的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来管理市场，越州也是如此。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665]据此知道越州市内是有官员进行商业管理的，而且据这个杨姓市吏是大族子且家里十分富裕来看，当时管理市场者可能多是经济比较富裕的。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666]越州市大概从早晨开市，一直到傍晚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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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主要是安置商业店铺，但也有不少手工业作坊。上引天宝时会稽主簿季攸“乃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帐”，推测季主簿不可能自己动手缝制衣裳，裁衣铺在越州市中应当说是比较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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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乾宁中，钱镠击败董昌后，罗城受到一定的破坏，钱氏又加以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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