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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王的忠诚还表现在他极少考虑个人的荣辱。仆固怀恩叛乱时期，已身为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的郭子仪被代宗加了太尉一职，他坚辞这一职位，说：“臣畴昔之分，早知止足，今兹累请，窃惧满盈。……自兵乱以来，纪纲浸坏，时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赏厚，实繁有众，不可殚论。……臣诚薄劣，窃慕古人，务欲以身率先，大变浮俗，是用勤勤退退，愿罢此官，庶礼让兴行，由臣而致也。”官位和荣誉每个人都想要，但国家大事还没有安定下来，个人就不要去多作考虑。哪怕即使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郭子仪仍然是对帝王一片忠诚。乾元二年，宦官鱼朝恩怕郭子仪功高难制，设法将他从河南道召回，夺去天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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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元帅的职务，让赵王李系和李光弼掌握了军权，“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对唐王室的如此忠诚，在唐代中期的武将身上并不多见，这种“不挟憾以报仇雠”，完全与个人的道德伦理修养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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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王的忠诚也表现在不贪恋官位，主动避贤路。大臣为官有义务做好自己的工作，但不能只从一己私利考虑，贪恋官位。代宗大历九年，郭子仪入对延英殿，君臣之间谈到了吐蕃不断入寇的问题。郭子仪之后上书，献上制胜之术，认为各地要“抽精卒”，“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那么是不是他自己想出了这个办法后，这支部队由他自己来控制呢?郭子仪认为尽管是天下诸使副元帅，但自己年纪大了，要让年轻的将领来掌握兵权：“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未可执辞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郭子仪对国家大事是殚精竭虑，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要让出位子，让年富力强的将领来掌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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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准则，郭子仪随时随地牢记自己作为一个大臣应处的地位，绝不越位，表示出对帝王的绝对忠诚。代宗要授予他为尚书令，他一再上表恳辞，说自己薄劣褊浅，素乏行能，又寡智谋，自己不“敢乱大伦”。他又指出，尚书令是武德之际唐太宗担任过的职位，唐太宗是“立极之主，圣德在人，自后因废此官，永代作则”，自己“安敢轻受”?如果一旦接受了这个官职，就是“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贻万方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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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对大臣多猜疑，尤其对手握重权的大臣将帅更是如此。当郭子仪手握军权之际，中唐的肃、代、德这几个帝王有疑虑心态自然是十分正常的。今天的史书记载着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在肃宗和代宗面前挑拨，常常害怕郭子仪等名将功高难制，所以“巧行离间”，一会儿罢官罢职，一会儿召回京师，一会儿置于散地不让掌兵权，一会儿不让见皇帝，其实这些事情很明显就是帝王对大臣的怀疑，只不过事后宦官做了个替罪羊而已。仆固怀恩、李光弼之类的将领就是因为受不了近臣谗间于前，庸主怀疑于后，结果“遂陷嫌隙”，授人以话柄。如李光弼，吐蕃入寇，代宗让他勤王，他十分害怕朝廷要对他不利，“迁延不就”，瞻前顾后。相反我们见到的郭子仪则完全是另一番风格，唐代史臣裴垍说他“事上诚荩”，尽管程元振、鱼朝恩对他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宋祁也说：“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174]他的这种表现，就是连程元振、鱼朝恩之类的宦官也无话可说，而帝王自然不会再对他有所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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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的忠诚还表现在处处维护帝王的权威，不言帝王的短处。肃宗乾元二年，九节度在相州失利，鱼朝恩乘机在肃宗面前说郭子仪的坏话，这年七月肃宗派人召郭子仪回京师。《邠志》记载：“肃宗使丞相张公镐东都，慰勉诸军。郭公陈馔于军，张公不坐而去。军中不悦，朋肆流议。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肃宗对郭子仪的态度十分明朗。不过郭子仪手下的士兵“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绐之曰：‘我饯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175]。明明是肃宗对他不满，前来的宰相连饭也不吃，一点不给郭子仪面子，但郭子仪仍然维护帝王的形象，不挑动士兵引起群情激愤来为自己申辩，而是毫不迟疑地跟了中使回京，并不计较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还有史书记述说大历十年郭子仪在汾阳时，“尝奏一县官，而敕不下”。判官张昙看不下去，于是对大家说：“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甚也”。郭子仪听到后，谓部下曰：“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写这则事情的赵璘感叹说：“闻者服其公忠焉。”[176]明明是朝廷中的宰相在搞鬼，大家都看得明白，但郭子仪还是从国家大背景上来体察帝王的难处，为帝王开脱。中唐时期，手握一点兵权的将领骄扬跋扈，对上级不尊重甚至倒戈的现象实在多见，而郭子仪的表现与这些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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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和代宗是儿女亲家，他的第六子郭暧和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在十余岁时结成夫妻，“恩宠冠于戚里”。按说儿女亲家，在礼节上可以随便一点，然而我们看到的郭子仪却完全不是这样，在处理与亲家的礼仪上十分小心谨慎，处处维护着皇帝的威严。史书载代宗独孤妃薨，赠贞懿皇后，将葬。当时郭子仪在邠州，因为是亲家，所以打算按时人礼节“欲致祭”。手底下的人说，从来就没有大臣祭皇后的礼节的，于是找到了殿中侍御史柳芳，柳芳一开始说的和众人一样，但后来一想说：“礼缘人情，令公勋德不同常人，且又为国姻戚，自令公始，亦谓得宜。”郭子仪说自己也是这个意思，于是让柳芳草祭文，上面写的官职是“驸马都尉郭暧父”，并且“叙特恩许致祭之意”。大臣是不应祭皇后的，但郭子仪摆出了亲家祭亲家的身份，既没有使君臣礼节受到损害，同时又表达了自己对代宗的忠诚，“辞简礼备”，使代宗十分满意[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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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少考虑私利而对帝王始终如一忠诚的将领，在唐朝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所以郭子仪死后，德宗下诏说他：“上以调三光，下以蒙五岳。允厘庶绩，镇抚四夷，体元和之气，根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处高而更安……尚父子仪，天降人杰，生知王佐，训师如子，料敌如神。昔天宝有难……公能扶翼肃宗，载造区夏。于国有患，劳其勘定。于边有寇，藉其驱除。”正因为郭子仪对帝王“忠贞悬于日月”，所以帝王对他“宠遇冠于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号，期寿考之永，养勋贤之德”，从而成了君臣关系和谐相处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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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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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赞为“大雅君子”的郭子仪，与同事及部下相处时，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御下恕”，处世为人讲究宽厚之道。《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说：“郭子仪为帅，以宽厚容众。”同卷《李怀光传》也说：“子仪性宽厚，不亲军事。”《旧唐书》郭子仪本传上引裴垍的话说：“汾阳……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裴垍还拿他与李光弼相比：“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从这些记载来看，郭子仪是以“宽厚”出名的，无论是他的同事还是一般的士卒，对他都是心服口服、感恩戴德的，所以部下和他的关系比较特殊，简直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这样的宽厚仁爱，对部下的笼络，共事合作相处自然是达到了一个和谐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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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郭子仪的一生，我们发现史家说他的“宽厚”，并不是纯粹对同事的迁就和对部下无原则的宽松，而是在忠君的前提下对人以真诚相待，以情感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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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事和部下，郭子仪是不记个人恩怨，尽力提携，他不会担心因部下升迁得较快，而认为对自己是一种威胁。和李光弼的关系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通鉴》卷217至德元年元月记载：“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李光弼的升迁和郭子仪有直接关系。杜牧也曾记载这件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将万人，不想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诏至，分汾阳兵东讨，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仇时耶！’悉诏军吏，出诏书读之，如诏约束。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178]杜牧记载的史实，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当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在攻打大同军使高秀岩时，左兵马使李光弼等将“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179]，说明李光弼并没有想出走，而是尽力在战场上拼杀，是郭子仪手下的第一大将，两人的关系肯定不是僵到“不交一言”的程度。因此司马光也表示出了自己的怀疑：“于时玄宗未幸蜀，唐之号令犹行于天下，若制书除光弼为节度使，子仪安敢擅杀之！杜或得于传闻之误也。”[180]不过这里杜牧主要想表达出郭子仪不因私忿而对李光弼不利，而是坦诚相对，所以杜牧又说：“汾阳、临淮，平生抗立，临淮之命，出于天子……汾阳为优。”杜牧虽然过度强调了郭子仪和李光弼之间存在的矛盾，估计相互之间有点看法还是事实，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郭子仪是怎样尽力提携手下的将领，使他们能独当一面，甚至与自己平起平坐。正因为有了郭子仪的厚待提携，日后，郭子仪和李光弼能多次商议作战计划，协同指挥。如至德元载五月，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常山与史思明作战，《通鉴》卷218记载两人的具体指挥：“子仪至恒阳……贼不得休息。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考异》说：“《河洛春秋》以为此为光弼语，《汾阳家传》作子仪语，盖二人共议耳。”能够如此协同作战，说明李光弼和郭子仪的关系在此后是十分融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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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仆固怀恩，本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作战凶猛，在与安史叛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为收复两京“皆立殊功”，但他脾气不好，“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也就是说，他如果与郭子仪意见不合，连郭子仪也会骂。然郭子仪“以宽厚容众，素重怀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恃功怙将，多为不法，子仪每事优容之，行师用兵，倚以辑事”[181]。《通鉴》卷222肃宗宝应元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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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记载，河朔平定，郭子仪认为仆固怀恩有大功，“请以副元帅让之”，朝廷遂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怀恩后来叛乱，应是他自己的事，但就郭子仪来说，他能容忍怀恩对他的不敬，利用他的才能共同作战，在关键时刻又尽力提携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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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对自己手下的将领和士兵都是十分宽厚。《因话录》卷2记载郭子仪在河中时，禁止士兵无事骑马乱跑，违犯都要杀头。郭妻奶妈的儿子违反了禁令，被都虞侯正法。郭子仪的几位儿子在郭子仪面前哭诉，说都虞侯也太不把郭子仪放在眼里了。第二天，郭子仪在手下官员面前多次叹气，大家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某之诸子，皆奴材也。”接着又说：“伊不赏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阿奶儿，非奴材而何?”也许郭子仪是在演戏，故意骂儿子一通，但他真实的目的是在争取人心，他要让大家看到只要遵守了主帅的命令就是准确的，就应该得到表扬，只有这样，士兵才会毫无顾虑地服从指令为他卖命。仆固怀恩叛乱时，颜真卿认为应该请郭子仪前去平叛，其理由是：“怀恩将士，皆子仪部曲，恩信结其心。”结果郭子仪一至河中，“束甲来奔，归者数万”。朔方军中的将士，深感郭子仪之恩信，尽管仆固怀恩带了数年，但仍是怀念前任老将，甘愿为他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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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宽厚来拉拢手下，使他们心甘情愿听自己命令的事例还有很多。《因话录》又记载柳芳为郭子仪掌书记时，他的老母亲赵夫人也在部队中。每次部队中大宴，郭子仪常告诉大家说：“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当赵夫人到来时，郭子仪“降阶与僚属等立俟，到棚而退”，毕恭毕敬。他还对柳芳说自己因为一直在打仗，没有尽孝侍奉双亲而他们已过世了。现在你有母亲跟着生活，“恩宠逾分，虽为贵盛，实无侍御之荣”，还边说边哭。又说：“若太夫人许降顾子仪之家，使南阳夫人已下执炊，子仪自捧馔具供养，足矣！”不管郭子仪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这样的一番话，柳芳听了怎么会不感动呢?今天我们看到行武出身的郭子仪的一些奏疏，语言相当精练，说理十分透彻，说不定就有一些是柳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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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对自己没有多少好感的朝廷同事，郭子仪也是积极想办法平息对方的怨愤，一再忍让和他们合作共事。肃、代时期，宦官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对于在平叛过程中武将取得的战绩，常常表现出十分无奈和妒忌。在郭子仪军事上一步步成功的过程中，自然也留下了宦官们嫉功的踪影。乾元时期，郭子仪等九节度讨安庆绪，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素害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一通坏话之后，郭子仪被召还京师，失去了兵权。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罢副元帅”。郭子仪又因为宦官而失去兵权。史朝义占据洛阳时，元帅雍王率师进讨，代宗想让郭子仪当副元帅，“而鱼朝恩、程元振乱政”，“子仪即为所间，其事遂寝，乃留京师”。一再背后捅刀，双方关系的紧张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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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郭子仪仍然显出大度风范。《旧唐书》郭子仪本传说大历二年，为朝廷屡立大功的郭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和鱼朝恩等共出钱三十万，在郭子仪家里设宴，鱼朝恩“出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鱼朝恩为了改善与郭子仪的关系，拿出财物设宴，郭子仪也是不计前嫌，表面上大家心情都是十分舒畅[182]。然而几个月后，“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当时人们都认为是鱼朝恩平时就厌恶郭子仪，是他指使人干的。郭子仪也是心知肚明，当他从泾阳回到长安时，朝廷内外都担心他会勃然发怒，兴师问罪。君臣相见，代宗问起这件事，郭子仪边哭边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如此不动声色的一番描述，朝廷内外的担心才算平息下来。照上面说到的鱼朝恩主动设宴的事实，笔者认为此事不太会是鱼朝恩指使人干的，有可能是鱼朝恩的手下揣摩主人想法去为他出气的，结果帮了倒忙，弄得鱼朝恩没法作任何解释了。在代宗面前，郭子仪以国家政局为重，将此事轻描淡写处理了，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宽厚作风。有学者认为郭子仪这是“圆滑的待人接物之道”[183]，笔者认为这倒未必，应该是他真实厚道心胸的体现，同时也是他对国家忠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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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记载：“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元载使人告以军容将不利公。其下衷（裹）甲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告以所闻。朝恩泣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乎?’”《资治通鉴考异》卷17引《邠志》和《太平广记》卷176引《谭宾录》所载与《新唐书》基本相同，认为时间是在大历四年一月，设宴地点是在鱼朝恩挑选的“穷极壮丽”的章敬寺。这次鱼朝恩是主动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并没有宰相以下众大臣陪同。章敬寺是原先代宗赐给鱼朝恩的一个庄园，后为了“资章敬太后冥福”，改成寺庙，“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财不足用”。这次鱼朝恩为表示重视，所以特地邀请郭子仪到自己家里的高级寺庙中。郭子仪只带少数家僮前去赴“鸿门宴”，是想表明任别人怎样对我，自己对人没有点滴怀疑，只有宽阔的胸怀，真诚相待。鱼朝恩的眼泪，《邠志》等记载是“呜咽雪涕”，估计流了不少，应该是惭愧心情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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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的宽厚待人之道并不是无原则的，从本质上说他一般情况下对手下是十分宽恕的，但对叛乱兵变等对唐朝不忠的事情处理起来是比较严格。肃宗宝应元年，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治军严格，遭到将士抵触，突将王元振发动兵变，在绛州杀了李国贞。五月，朝廷派郭子仪前去处理。因为郭子仪平素对士兵十分宽厚，所以王元振想自己杀了李国贞郭子仪会奖赏他。郭子仪说：“当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于是将王元振及同谋者四十人全部正法，史书说“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184]。显然郭子仪的宽厚是有底线的，谁对国家大事不利，即使是心向自己的士兵也是杀无赦。再如代宗广德元年，羽林军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以为唐军入城，吓得全部逃出了长安。之后王甫自称为京兆尹，聚众至二千多人，“暴横长安中”。郭子仪进城后将王甫斩首，“京畿遂安”。第二年二月，郭子仪任朔方节度大使，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185]。不久，郭子仪派牙官卢谅到汾州查看都虞侯张维岳乱杀官员的情况，卢谅收受了张维岳的东西，替张维岳说好话。卢谅回来后，郭子仪“恶不比于己者，好赂于己者，公捶杀之”[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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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郭子仪不是完人，他手握军权，年岁一大刚愎的一面也常常会显露出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是郭子仪的一员得力干将，办事十分利落，但也有缺点，就是性格比较粗暴，有时对郭子仪也是粗声粗气，郭子仪遂认为是“武人轻己”，记恨在心。大历末年，郭子仪下决心要解决张昙的问题。《续世说》卷7记载，郭子仪比较信任孔目官吴曜，此人不断在郭的面前讲张昙的坏话。郭子仪大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据理力争，认为张昙没有叛乱，郭子仪听不进高郢的话，还将他贬斥。没多少时间，手下的官员们陆续以身体不佳为由请假。这时郭子仪才明白过来，知道是吴曜作怪，于是将他赶走。而将手下那些请假的官员向朝廷推荐，使他们得到提拔。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郭子仪马上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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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坦诚的处世之道，使得后人对郭子仪的评价相当高。学者们曾对中唐平叛诸将帅进行分析，发现只有郭子仪得以善终[187]。这固然与唐室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实力、强化皇权的措施相关，与唐室防范统兵将帅的措施有关，但更与郭子仪个人的性格、修养和对忠君的理解以及待人处世之道有关。我们看到，一方面郭子仪全心全意地忠诚于唐室，不管自己兵权在握还是处于厄境，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动摇朝廷、变换皇帝，也没有对皇帝有任何怨愤之情，更不会去做违反政策的事情。另一方面，郭子仪能够率领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经常出现在皇帝最需要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与他个人在下属中的魅力有关，因为他能身先士卒，能够关心部下，与手下的将领及士兵和谐相处。他对手下将领和士兵的宽厚，对他们的赏识和提携，使得整支部队从上到下完全听从他的号令。我们看到，郭子仪代宗初年被解职时，闲置在京师达三年，吐蕃打过来时，部曲离散，召募了二十余骑才像个将军的样子出征，不过他的威名仍在，他在将士中的威望依然很高，因此逃散的诸将听说郭子仪来了，“皆大喜听命”，一路收容唐军，最后收复长安。据上，我们不得不认为，郭子仪的忠君之道和待人处世之道，是成就他一世英名极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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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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