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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认为乐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彻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此古先哲后立乐之方也……古者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唯乐而已矣。”[48]乐具有平心畅志、闲邪正颓的作用，具有移风易俗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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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不脱儒家之窠臼，强调礼乐对治理国家的功效，认为礼乐理顺了人与人之间、父与子之间、上与下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规范了社会道德和准则。如他曾说：“夫人伦之道，以德为本，至德以孝为先。”[49]又说：“礼著等威，朝有命数。”[50]他认为整个社会只有在礼仪的规范下，人们才有“别于群兽”[51]，社会才可能达到“教化”的境界，逐步地前进。因此，礼乐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武器。如此，我们对总共二百卷的《通典》为什么《礼典》占了一百卷，才有可能得以正确的解释，因为这是杜佑思想的重点所在，是杜佑刻意安排的结果。杜佑曾云：“《通典》之所纂集，或泛有沿革，或博采异同，将以振端末，备顾问者也。”[52]而这段话恰又是在《礼典》序中说出的，可见给帝王“振端末，备顾问”的《礼典》在杜佑心目中何等重要。原原本本地将各项礼仪制度罗列一百卷的原因是从政治因素考虑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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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政治思想的立足点是礼乐治国，说明杜佑是彻头彻尾地继承了儒学的衣钵。但令人不解的是，唐代是一个三教并重的时代，儒学虽然是正统思想，但在与佛、道的较量中也根本不见有明显优势。而且在唐代中期，许多原来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人这时也荡弃家法，穿凿附会，在对经书作注时牵强硬扯，或注入了佛道思想，或以己意说教，原本正统的儒家思想越来越为人们弃舍。而杜佑似乎未受社会的影响，没有看到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新要求，依然在鼓弄礼乐治国，其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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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杜佑这样重视礼乐治国，是与其家世分不开的，杜佑出身于京兆世家大族，自称是西晋名宦杜预的后裔，曾祖杜行敏、祖父杜悫、父杜希望均历任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高级职务。杜佑自小接受了一整套儒家的思想，因而不但处世行事以因循守旧为主，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了他政治思想的形成。在唐代这一门阀制度行将破灭的时代，对门阀制度的继承者来说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杜佑自然感到自己门阀的优势和利益在受到冲击和损害。门阀制度严格保护士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到了唐代，特别是唐中期以后，这种保护开始越来越脆弱，使得士族子弟有岌岌可危的感觉了。针对这一情形，杜佑便认为用以维护门阀利益的武器只有儒家的这一套礼乐了。他曾说：“夫人伦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统宗庙也……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53]从尊祖到立宗庙，其用意不为别的，主要是“百代不失”，这样子孙就可以凭藉祖上的阴德博个一官半职，使得祖上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都能够继承下来，这便是人伦之道。说穿了，杜佑推崇以礼治国，并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只是在继承儒家的传统而已，用以维护门阀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唐代谈儒家礼乐的人越来越没兴趣，而杜佑仍死抓住不放而加以极力推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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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面的论述还不足以说明杜佑推崇礼乐的主要目的是在维护自己的门阀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从杜佑对科举制度极为反感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说：“有司尊贤之道，先于文华、辩论之方，择于书判，靡然趋尚，其流猥杂。所以阅经号为倒拔，征词同乎射覆，置循资之格，立选数之制，压例示其定限，平配绝其逾涯。或糊名考核，或十铨分掌，苟济其末，不澄其源。则吏部专总，是作程之弊者；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也。”[54]他认为科举用书判和文词来选拔人才而不重实际才能，这是历代选举制度中最差的一种。事实确是如此吗?谁也无法否认，科举制虽然带来了很多弊病，但它在当时毕竟是一种先进的选拔人才制度。如果这种制度弊多于利，那么隋以后的历代就不会长期沿用了。杜佑认为科举制“以言取士，既已夫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55]。以辞藻的华丽作为选拔的标准，这确是这个制度的最大弊端，但科举制的积极意义却在于用公平的竞争标准打破了门阀制度的世代为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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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科举制度进行批评的同时，杜佑提出选才应学汉朝的荐延、辟召办法[56]。而事实上汉代的荐延、辟召并不见得有所公允，荐延、辟召均以宰执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荐延、辟召的也无非是官宦子弟，真正地方上的俊才逸士是根本无法参政议政的。只有在科举制下，在相对公平的统一试题前，普通人士才能进入政府，政权才不至于全被官宦士族垄断。当然，杜佑也极力批评九品中正制的唯门阀是视[57]，也赞誉苏绰的“罢门资之制”[58]，他也承认这些选拔制度已是腐朽没落的，因为这些制度只要有门资即可做官。杜佑认为选举制度必须建立在“考精择审”的基础之上，这样既能维护门阀的利益，又能使国家真正地选择到人才，门阀士族中的庸才、劣才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杜佑既反对唐代门资、武功、艺术、胥吏等众名杂目、百户千途的铨选制度[59]，又反对以文词为选拔标准的科举制度。他所赞成的是征辟、荐延基础上的“考精择审”制度，这样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维护了门阀士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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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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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谈杜佑史学思想上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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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学者对杜佑史学思想评价很高，对其中的进化论思想几乎是有口皆碑。的确，唐中期以后，由于国势日衰，边境少数民族和唐王朝间的摩擦增加了，吐蕃甚至占领了河陇地区。至德宗、宪宗时，原来“华夷一家”的思想和观念在淡化，“贵中华、贱夷狄”的观点重又抬头，许多人主张对吐蕃用兵。杜佑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中原地区在上古时代也有过和今天少数民族相差无几的落后社会，因而他们的落后并不足以成为唐王朝用兵的借口。这样，他的进化论观点也就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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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并在这些变化中不断前进。他首先客观地承认上古时代曾经有一个落后、野蛮的阶段：“上古穴处衣毛，未有制度。后代以麻易之，先知为上，以制其衣；后知为下，复制其裳，衣裳始备。”[60]那时中原地区的人们住地洞，光着身子，仅披一些兽皮毛，但后来一点点进步了。这种昔日的情景和今天的夷狄并没有什么两样：“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搏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61]在这个质朴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既无礼仪的约束，也无伦理的规范，华夏上古时代与少数民族同样过着最原始的生活，因此“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62]。只不过今天的中华已经由野蛮走向了文明，走向了先进。这就是杜佑的进化论，是杜佑史学思想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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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自上古的落后至唐朝的文明，这一社会变化发展的动力的解释，杜佑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他认为从巢居穴处的野蛮社会进化到文明社会，其发展的动力是“地”和“气”。他指出：“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63]华夏民族处于地的中间，所以“气”就正，从而人就“性和”、“才惠”，这样便产生了圣哲，引导了社会走向文明。而四夷民族居于地的边上，气就不正，从而人性就不和，脑子也就不灵慧了。这一观点在《通典》一书中曾多次阐述。在《边防典》中，他的描绘更加详尽，他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四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64]这里杜佑一再着重的是“地”和“气”这两个概念。用通俗的话说，所谓“地”就是地理环境。杜佑认为华夏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华夏民族早日地走向文明，因为物产丰富，品种繁多。而四夷民族地处偏僻，因而直至唐代仍处在野蛮时期。如此，“地”决定着社会由原始走向文明。就事实而言，地理环境确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生活、生产方式起着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但决不是唯一的决定作用。华夏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发展确有有利的因素，但绝对不是指“地”是文明发展的唯一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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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又引出了“气”。华夏处于地中，因而“气正”，才出现了圣贤哲人；四夷“气梗”、“气犷”，圣贤诞生不出来。这儿的气就无非是指民族的优劣了。他认为，由地理环境决定了华夏民族优于四夷民族，因而早日走向文明。更况且，在杜佑的言论中，常把华夏文明与个别圣贤挂上了钩。他主张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和“渐革弊风”下，华夏民族才有可能进入文明。三皇五帝以后，因为世代都有圣贤的出现，所以礼仪、法制才得以建立，君臣、父子之名分才得以确定，社会才得以长治久安。所以，杜佑主张的无疑是个别圣贤的英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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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在杜佑的史学思想中，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是贯彻始终的，也是比较积极、可取的，但他在论述社会进化的动力时并没有摆脱时代的局限，也没有跳出儒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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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杜佑在经济、政治、史学思想方面的一些局限性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杜佑思想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但并不排斥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落后于时代的观点，如对土地兼并、商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认识等方面，与同时代的一些士大夫相比，杜佑显得跟不上时代的节拍，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局限性。指出杜佑思想中存在着局限性，并不是以此来否定杜佑的思想，相反是将杜佑的思想放到恰当的位置上进行解剖，既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又指出其落伍的一面，这样，我们对杜佑思想才有真正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杜佑研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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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署名剑光、国慰，发表于《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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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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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周边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设在六朝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荡而完全放弃，从朝廷到文人学者都顽强执着地从事教育建设的种种基础性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和进展，在教育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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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太湖地区，指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包括今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以及今镇江以东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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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吴、东晋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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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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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一方。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偏居东南的吴国一方面为开发江南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也有很多作为，对文教事业十分重视。尽管吴国首都设在建康，但太湖地区也是其统治的核心所在，因此实行的教育制度对太湖地区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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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称帝后不久，即于黄龙二年（230）下诏立国学，设置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65]。都讲祭酒有可能只是个皇家教师，教育的对象大概限于皇子皇孙，但这是江南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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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在中央设博士祭酒主管全国教育，在地方设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学官分管各地教育。景帝孙休在永安元年（258）下诏说：“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起好者，各令就业。”学生一年一考核，学习成绩优秀的，“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66]。江东地区素来是教育落后的地区，从这时起开始建立了系统的学校制度。孙休的兴学，估计主要指的是首都的官学，可能是属太学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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