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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吴国在各州另设有地方学校。孙瑜为丹阳守时，曾厚礼招待笃学好古的儒学家马普，并让将吏子弟数百人跟随了马普学习，“遂立学官，临飨讲肄”。估计太湖地区也有这样的官学。孙瑜之弟孙焕，特别钻研儒学，孙瑜“命部曲子弟就业”，这样的学校显然是私学[67]。太湖地区有不少私学，如吴县人顾雍，年轻时跟随了蔡伯喈学习琴书，后因品学兼优，州郡表荐，刚满20岁就出任合肥长。阳羡人周鲂，“少好学，举孝廉”，是接受了私学教育而出任宁国长的。不过，从总体上说吴国的教育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受到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限制，即使像孙休设立的学校杜佑在《通典》卷53《礼典十三·大学》中说是“不行也”，说明办了没有多少时间。地方上的官学，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太湖地区的教育在这样的总趋势下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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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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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立后，在官员中兴办教育的呼声很高，王导、戴邈、应詹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办学，发展教育。如应詹曾说：“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68]东晋政府于建武元年（317）在江左设立了太学，第二年又增置《周礼》、《仪礼》二经博士2人，《春秋》三传置博士3人，其余经书各置1人，共计8人[69]。但后因军兴，屡废学。东晋学校规模最大的时候在孝武帝时期。太元九年（384），尚书谢石上书请兴复国学，于是这年选拔了官秩达二千石的公卿子弟百人为学生，并建造了校舍155间。一些学者认为东晋的太学、国子学的教育成效极低。由于门阀当政，国学教育贵族化加强，因而无论是太学还是国子学，有资格入学受教育的几乎都是贵族公卿子弟，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出身得到官职，仕途与治学无涉，因而视读书为苦差使，就千方百计逃避学业[70]。孝武帝时国子学竟然没有一个学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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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学的教师有国子博士、国子助教。此外还有律学博士和书学博士列于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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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央官学外，地方也有官方办的学校。但两晋时期地方学校并无定制，一般都是各级长官自动创办的。一般在州级机关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县设校官掾。谢石在请求恢复官学的上书中谈到：“班下州郡，普修乡校。”虽未见资料有普遍兴学的记载，但各地太守和名士们办的地方官学仍是比较多见的。太湖地区也有这类学校，如范宁出任余杭县令，在县府所在地设立学校：“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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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有不少私学，既有蒙学性质的低级学校，也有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深造学校。太湖地区也有规模较大的私学。吴郡范平学识渊博，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人物拜他为师。他的几个儿子都因家学渊源精通儒术而做了大官。他的孙子范蔚有书七千余卷，各地到他家来读书学习的经常有好几百人，范蔚还供给来求学的学生衣食费用。如此看来，范蔚的私学基本上有了后代书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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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朝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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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偏居江南，各个王朝都曾提倡过儒学，对教育有所重视，从总体看，各个政权重视的都是中央官学，且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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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立国后，刘裕于永初二年（422）颁布兴学诏，广延胄子，选备儒官。宋文帝即位后，曾在京师开设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广聚生徒。这样的单科学校，开了隋唐以后专科教育的先河。元嘉二十年（443），文帝又诏立国子学和地方官学，“修复学舍，采召生徒”。国子学的老师中，如著名学者何承天官为国子博士，苏宝为《毛诗》助教[73]。宋明帝时，设立总明观，置国子祭酒1人，国子博士2人，国子助教10人，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这所学校看来已不是前代单单攻读经书的学校了，兼有教学与研究的双重功能。刘宋地方上可能也有学校，因为宋文帝时曾令鲁郡修复校舍，广召生徒，所以地方上有学官的制度。太湖地区的各州郡当也有学校的设立，唯详情不可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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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朝建立后，萧道成采纳了崔祖思的建议，于建元四年（482）正月下诏立国学，学生员额为150人，学生以官员子弟为主，要求年龄在15至20之间[74]。学校办了不到一年，因为萧道成死了，遂停办罢废。齐武帝时又下诏办学，学生员额有200人，以王俭为国子祭酒，“由是家寻礼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齐朝的太学博士是主管太学的，国学设祭酒、博士、助教等官职来优待老师。地方学校在州一级设儒林参军1人，文学祭酒1人，劝学从事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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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齐官学，时断时续，《南史》卷71《儒林传序》评价说：“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这应该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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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代，萧梁统治时间最长，对教育最为重视。梁武帝刚即位不久，就下令不通一经的人不得做官。他曾有诏说：“其中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75]在这样的要求下，教育就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天监四年（505），梁置五经博士和胄子律博士，广开学馆，招纳后进，让深通儒家经典的人分别主持各馆，于是以吴郡陆琏、吴兴沈峻等五人为博士，各主持一学馆进行教学活动。由于五馆教学不问学生门第，所以各地学生云集京师，总数达千人左右。天监七年，武帝又下令兴修国子学，设国子博士。此外，梁还有集雅馆、士林馆、律学。梁武帝还曾派博士、祭酒到州郡去立学，一些州郡都有办学的记载，因此太湖地区肯定也有州县官学。侯景之乱后，梁朝官学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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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学校教育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陈朝建立后，吴兴人沈不害就上书请立国学，他说：“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他认为应该让公卿子弟都进入学校，“助教博士，朝夕讲肄”。这一建议为陈文帝接受，于是迁沈不害为国子博士[76]。陈朝国子生都是王公子弟，连皇太子也要入学受教。陈朝另还有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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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南朝官学办学过程兴废无常。从孙吴开始的官学体系，其实并不发达。东晋开始的办学高潮因为战乱相仍，不久就陷入低潮。南朝各代虽对孔子比较尊重，屡次办学，尤其是梁武帝统治时期，广开学馆，大兴国学，立学州郡，将六朝的官学推向高潮，但到了陈朝又进入低潮。当然，尽管官学体系还时断时续，但南朝人尊重孔子、看重教育的风气渐渐形成，学习成绩和做官也联系了起来，这为后代的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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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朝的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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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从事私学教学活动，太湖地区的私学比较普遍，很多名儒创办了私学传播文化知识。私学较为兴盛的原因可能与社会动荡有关。由于稳定的学校制度难以建立，私学的发展就有较大的空间。一些士人或教于乡里，或教于山林，或教于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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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祖的外孙徐湛之，是吴郡太守徐佩之的弟弟，有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学生个个姿质端妍，衣服鲜丽[77]。说明较多的社会上层子弟都能接受到私学老师的良好教育。吴县人张绪专长于《周易》，言精理奥，学者推为宗师。张绪平日里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清言端坐。但张绪家里很穷，有时一整天没有东西吃，他的学生见了，想尽办法为老师弄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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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欢为吴郡盐官人，当地乡间有学舍在教授孩子，但顾家实在太穷，顾欢上不起学，于是就天天在学校的墙壁后面偷听，竟然把听来的东西记得牢牢的。至八岁时，他就已能背诵《孝经》、《诗经》、《论语》。年长后，自己也到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学生达百人之多，后为太学博士[78]。丹徒人关康之专心于坟籍，四十年不出家门，也不应州府征辟。晚年时独居一室，传授弟子《左传春秋》。臧荣绪好学能文，笃爱《五经》，专心于教授生徒和从事著述。宋末与关康之一同隐居京口，以教授生徒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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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陵人张崖、吴郡人陆诩、吴兴人沈德威俱以专长礼学而著名。梁太清末，沈德威逃遁到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世，得笃学无倦。陈朝授太学博士，又转国子助教。每天自己讲学结束后，还要回到家里的私学讲授，平日里各色学生人数超过百人。王元规少好学，跟随了吴兴沈文阿学习。十八岁时，已经精通《左传》、《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后他到江州任职，四方学徒听说后，不远千里前去学习，常有数十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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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武康人沈麟士，博通经史，“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后隐居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之士数十百人。这些学生各自在老师的学校旁修筑了房屋，因此时人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他非常重视陆机的文学作品《连珠》，经常为学生们讲解。麟士不求个人荣利，绝意仕途，负薪汲水，并日而食。他热心教育事业，自己至老仍学习不倦，把一生的精力献给了教育工作[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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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也出了一批专门传授道学的私学，其中张讥的私学很有特色。张讥性恬静，不追求荣华富贵，在所居住的房屋周围修筑了假山水池，种植了花果树木。他以讲授《周易》及老庄而著名于时，吴郡陆元朗、朱孟博及一乘寺僧人法才、法云寺僧人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都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得其真传。吴郡钱塘人杜京产，年轻时“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与顾欢关系相当融洽，也在家乡开舍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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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武康人沈道虔，对《老子》、《周易》很有研究，居住在县北石山下，附近村中少年有很多人跟随了他学习。沈道虔生活发生困难，连饭也没有吃，学校肯定要办不下去了，县令孔欣之听说，给他送来了很多东西，帮助他渡过难关。道虔的学生有很多人学成后出了许多成绩，宋太祖听说后，遣使存问，赐钱三万，米二百斛[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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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佛教兴盛，所以也有佛教的私学出现。何胤早年师事刘瓛，学习《易》及《毛诗》、《礼记》，后又入佛寺学习内典。南齐明帝时到达吴郡，居住在武丘山西寺讲授经论，跟随他学习的僧人有很多。吴郡以东的一些州县地方长官经过吴郡时，都要停下来听他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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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许多私学是既讲儒家，又讲道、佛，互相兼容，各家合流。如马枢六岁时就能背诵《孝经》、《论语》、《老子》，长大后又博涉经史，尤其专长佛经及《周易》、《老子》。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听说他的学问，引为学士。马枢在南徐州经常讲授《维摩》、《老子》、《周易》，道俗听讲的有二千多人。邵陵王曾想看看马枢到底有多少水平，对众人说：“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方客。”于是在场的各位学者纷纷进行提问，马枢依次对答，“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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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南朝的私学都有了一定的规模，私学里的学生一般都有数十人之多。私学的生徒来源条件较低，富人有钱了往往能将自己的子弟送到一些学识渊博、水平较高的老师身旁，这与官学的入学高标准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私学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儒学，又有道、佛等方面的知识。私学的兴盛丰富发展了教育思想，在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上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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