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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五代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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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唐的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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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段时期内，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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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王朝总结了前代的经验教训，所以在统一中国后即复兴儒学。随着民族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隋唐一方面大开国门输出华夏文明，另一方面又以宽广的胸怀吸纳外来文明。反映在文教政策上，统治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了以儒家为主、兼重佛道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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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文帝开始，为了加强统治，积极调和南北朝分裂造成的儒学派别，屡次征集儒家经典，修定五礼。唐初诸帝，都“颇好儒臣”、“锐意经术”，崇尚儒学。高祖李渊曾下诏兴学崇儒，令于国子学立孔子庙。太宗李世民以孔子为先圣，并修定《五经正义》作为全国各类学校的统一教材，规定科举考试以此为准。唐玄宗时还颁《孝经》于天下，制定《大唐开元礼》以整顿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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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教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也提倡佛教和道教，实际上是以尊孔为主，佛道为辅。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曾提倡佛教。唐代各帝多数信佛，大力弘扬佛教的事例有很多。李唐统治者还以老子李耳为鼻祖，竭力推崇道教。唐玄宗时尊老子为大圣祖，设玄学，注《老子》，使道教十分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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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儒、佛、道三教互相斗争，互相融合，共同形成了隋唐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教育制度上，由于重视儒学，所以整个学校教育体系是以经学教育为主，科举考试是围绕儒家经典而展开。重道教，所以出现了崇玄学，并开创了道举取士。唐代尽管没有设立专门的佛学，但一所佛寺往往就是一所学校，一些有道高僧的讲法，学生人数并不比一所学校要少，佛教徒的数量实际上远远超过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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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学校教育迅猛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前的一些帝王，特别重视学校建设，因而教学管理十分规范制度化，学校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高祖武德七年时就诏诸州县及乡立学，明确设立学校的范围到乡一级基层。唐朝最盛时期的学校，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广文学，门下省有弘文馆，东宫有崇文馆，以上都是儒家经典教学为主的学校和专科性的学校，学生经学习后或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可以参加吏部的铨选。此外还有一些职业培训学校，如太医署有医学，太卜署有卜筮学，太乐署有音乐艺术学，司天台有天文、历数、漏刻学，太仆寺有兽医学等，这些学校学生边学习，边参加工作。隋唐另有完备的地方州县学制度，组织管理十分严密。州县学主要是儒家经学和医学两种，唐玄宗时各州还曾设立过一所崇玄学。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玄宗诏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各别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说明唐代政府的教育目标已锁定到乡村子弟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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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湖地区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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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乱，北方的衣冠士族纷纷南渡，将北方文化的精华和传统带到了南方，其中太湖流域是北方士大夫集中居住的地方之一。从此之后，太湖地区的社会风俗大有改观，风俗澄清，“道教隆洽”，士大夫阶层以崇尚礼仪相标榜，而普通百姓敦厚淳朴，整个社会形成了“慕文儒，勤农务”的良好风气[82]。宋朝人朱长文谈到唐代的苏州地区“人尚文”，所以“吴人多儒学”，说明崇尚文儒的社会风气使得太湖地区的各级政府和人民对教育已格外重视[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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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二级制。各州县设有学校。隋文帝时，曾要求天下州县普遍设置博士。隋炀帝时，在大业初年再度发展州县学。唐承隋制，也在地方广泛设立州县学。唐朝的行政法中规定上州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医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15人。太湖地区的苏州、湖州、常州均为上州，所以每州都有两所学校，一是以迎合科举制使学生接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学，其教师经学博士“掌《五经》教授诸生”，另一是地位稍次的医学，其教师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每州的学校有专门的官员进行行政管理，司功参军是主要负责者：“功曹司功掌官吏考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医药、陈设之事。”各县也普遍设立学校，上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中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25人[84]。太湖地区的各县基本上都在中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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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一些州县都有官方学校的建立。隋末有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朱燮，在起兵前本是昆山博士，说明隋朝昆山县已有县学。隋末唐初不但普遍设立了县学，而且当时县学的老师要经过考试后才能任职。如钱元修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时经策试通经补长兴县博士，成绩合格后才有资格上岗，说明要求比较严格[85]。有一位僧人叫善伏，常州义兴人，在俗家时以学问渊博闻名。唐初贞观三年，刺史听说其名声后，“追充州学”[86]。可见唐初太湖地区无论是州学还是县学都建立了起来，已有完整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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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数据记载来看，太湖地区各州一般都有系统的学校建设。贞观以后，太湖地区各州县普遍设立孔庙，称文宣王庙，祭礼儒家圣贤。因为孔庙常常与州县学相连，当时出现了“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郡邑庙学大备于唐”的景象[87]。也就是说，随着孔庙的设立，州县学大量地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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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州学创立较早，唐初贞观三年，已有州学。代宗永泰年间，李栖筠任常州刺史，“大起学校”，在夫子庙西建起了州学。李栖筠命人在学校教室里画了《孝友传》来教育学生，并举行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使得学校教育深入人心，从此常州教育兴旺了起来，“文治煟如也”[88]。大历八年，刺史独孤及又大兴儒学，“俾儒者陈生以《鲁论》二十篇于郡学之中，率先讲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视政，与二三宾客躬往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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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州学隋朝就已建立。《隋书》卷76《潘徽传》谈到吴郡人潘徽习经于诸家，兼擅三史，为时所重。陈亡，他被辟为州博士。唐代一般州学只设经学博士1名，之前的隋朝名额可能相差不大，所以这位学有所长的潘徽成了苏州州学中的教师。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李栖筠拜为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来到苏州上任。在苏州，他扩大了苏州州学，“又增学庐”，并延聘名师前来执教。河南褚冲、吴何员等人都是当地名气较响威望很高的大儒，李栖筠将他们委任为学官的老师，自己碰到读书不懂的地方亲自前去咨询，一时间从上至下，人们的学习风气浓厚起来，“远迩趋慕”，学生竟有数百人[89]。根据政府的规定，上州只应有学生60人，而此时的苏州学生人数翻了几倍，可见李栖筠为江南地区大开了兴办教育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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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州学唐代应该亦已设立，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仍可看出一些踪影。《咸淳临安志》卷55云：“旧有先圣庙在通越门外。”这里的“旧有”，估计所指为唐后期或吴越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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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州学在州治西一里。湖州州学可能设立于隋代，据《嘉泰吴兴志》说湖州府儒学“唐前在子城内。武德中李孝恭筑罗城，徙庙霅溪之南，而学附焉”，说明隋时曾在湖州设置过州学。唐初有孔子庙，学校设在庙内。武德间李孝恭筑罗城，将孔庙迁至霅溪之南。学校根据唐政府的要求，置经学博士、助教，有生员60名。《嘉泰吴兴志》卷11《学校》载：“天宝中，州助教、博士及学徒会食师资，诏废，惟留州初助教一人、学生二人，备春秋二社岁赋乡饮酒而已。大历五年，刺史萧定加助教二人，学生二十员，又废。”说明湖州的州学学生人数时多时少，办学规模是有反复的。据《酉阳杂俎》前集卷5云：“众言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盛传宝历中，石随钱徽尚书至湖州，尝在学院，子弟皆文丈呼之。于钱氏兄弟求兔汤饼。时暑月，猎师数日方获，因与子弟共食。”湖州的州学较有规模，中唐时似乎学生和教师是住宿的，而且还提供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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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昆山县学原在文宣王庙，庙堂的后半部就是教室。中唐以后，北方爆发安史之乱，南方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地方官员无心放在教育上，“方郡县多故”，所以很长时间没有修缮学校，堂宇毁坏，成了危房，教育设备短缺，学校几乎要办不下去。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太原人王纲以大理司直兼县令来到昆山上任，开始兴修县学。王纲认为化民成俗，应该以教学育人为本，必须推行教育，教育的作用直接对政事的治理有一定影响，因此他在文庙的右侧围墙旁兴修学校。本地人沈嗣宗擅长经学，所以王纲以他为博士，教授《五经》。学校开学后，远近儿童少年前来学习的不计其数，“如归市焉”。从此以后，昆山地区的老百姓都争着将子女送到学校学习，“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90]，不学习就被人瞧不起。也就是说，社会风气随着学校的恢复和发展大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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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嘉兴县学，按《祥符图经》，开元二十七年（739）在县治东天星湖前孔庙后置一学室，供当地学子攻读经术，“立博士，处教生徒”。唐末乾符中兵乱，学废，庙被烧毁。吴越国将嘉兴升县为州，“钱氏守臣虽崇庙貌，而学制未立”，一直没有恢复[91]。后人谈到嘉兴的学校，说“大备于唐中，废于五代”，直到宋代庆历年间才又重新设学[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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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长兴县隋末唐初不但设立了县学，而且县学的老师要经过考试后才能任职。如前述钱元修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时经策试通经补长兴县博士，成绩合格后才有资格上岗[93]。德清县“旧学在德清县南一百二十步，至圣文宣王殿在县学”，虽没有指出这个“旧”字是否就是唐代，但推测在全国大建县学的时机，德清县于唐末五代建学，是很有可能的。《嘉靖武康县志》卷4《学校志》谈到武康县学：“县学旧在县治东二十步，宋天圣四年县令何湜迁于县治东南一里余英溪南。”宋代大规模兴学是在仁宗庆历年间，既然真宗天圣四年以前武康县就有学校，推测武康县学最迟建立于吴越国时，有可能出现于唐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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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富阳县学，据《咸淳临安志》卷56记载，在县治东，武德七年建。同书还记新城县学在县东三十步，唐长寿中置。此外，《雍正浙江通志》卷25记载昌化县唐代亦是设有县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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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湖地区的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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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时期，曾下诏“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94]。由于政府认为私学可以是官学的补充，因而从政策上排除了妨碍，使得私学在隋唐五代时期十分活跃。太湖地区活跃着许多民间教育家，他们为继承和发展六朝以来的学术传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在教学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促进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太湖地区的私学有人对人的私相传授方式，有小型的学校，有家庭启蒙的家学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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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私人授学现象较多，一些在儒学上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和文人都会私相传授，一些学术造诣较高的官员亦会指导一些年轻的文人士子。求教学习者一般都是儒学的初学者，或者在学术上希望有所长进的年轻文人学子。如中唐时啖助曾任官台州、润州，“秩满因家焉”，住在丹阳城内，“陋巷狭居”[96]。啖助以研究《春秋》出名，所以赵匡、陆质都跟随他学习，是他的“高弟”[97]。陆质曾说赵匡大历时“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还浙中，途过丹阳，乃诣室而访之”[98]。诗文写作水平和技巧的提高，与能不能找到一个名师指点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大历时常州刺史的独孤及，曾受到众多年轻文人的慕名，纷纷前来门下学习，如梁肃、朱巨川、权德舆、高参、赵憬、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等。《全唐文》卷522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公行状》说：“艺文之士，遭公发扬，威名比肩于朝廷。”也就是说，在独孤及的指点下，这些人后来在政事和学术上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在太湖地区，成名诗人奖掖年轻诗人，向他们讲解诗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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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的私人学校，由于数据记载的关系，似乎不是太多，但仍依稀可见其大概。《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谈到同州人杨遗直家世为儒，后“客于苏州，讲学为事，遂定于吴”。从语句上看，似不是一般性的辅导，而是在家专事讲学，可能建有小型的私塾类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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