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48779
太湖地区是大族的聚集地，隋唐以来，大族家门内学术代相传承。如苏州顾氏是南朝以来的一个大家族，进入唐代，一些江南名臣在他们年青时曾随顾氏学习儒家经典。如虞世南“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99]，后来成为唐初名臣。唐初的太常博士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春秋》、司马《史记》、班氏《汉书》”[100]。从隋入唐，江南士人求学常常采用私人传授的形式。如贞观时的弘文馆学士朱子奢，年轻时跟顾彪学《左氏春秋》，“善文辞”[101]。陆德明曾师从于名儒周弘正和张高，潘徽“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102]。
1706948780
1706948781
就太湖地区的大族而言，人们希望后代能够“以文承祖，以经传代”[103]，通过他们的文采和熟读儒学经典来重振家族昔日的荣耀，以保证他们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因为大族是比较重视自己后代的教育，往往会让自己的后代到那些在儒学等方面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和文士那里进行学习，得到他们的亲授。比如陈国子博士张冲，著有《春秋义略》和《孝经义》、《论语义》等著作，其子张后胤入唐后就成了唐太宗的老师，后代继承前代的文学、经学，大多是通过家庭内部的教学来达到的。这种在城市中的讲授者要么是文人，要么是学术上有专长的学者，要么是在职官员。
1706948782
1706948783
太湖地区的家学教育不仅仅有世家大族的传统，而且也有很多是普通家族甚至可能是一般平民家庭。在太湖地区，一些普通家庭尽管并不富裕，但他们投入了财力物力到教育上，以培养自己的年轻一代日后能出人头地。如《太平广记》卷388引《纂异记》“齐君房”条谈到：“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像齐君房这种出自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弟，能认真学习，作诗弄文，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在太湖地区民间受到的重视程度。
1706948784
1706948785
4.科举制度对太湖教育的影响
1706948786
1706948787
隋唐改革了前代的选举制度，采用了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科举制的施行，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1706948788
1706948789
隋朝统一全国后，迫切需要补充新的人才以解决官吏缺乏。隋一方面沿用了前代的荐举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科举制。不过，由于始创，隋开科取士数量极少。唐朝初年，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大力扩建校舍以振兴教育，又通过科举取士来网罗人才，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并重，这样的政策在整个唐五代基本得到了执行。唐朝的科举考试有常科和制举两种类型。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进士和明经录取的人数最多，最为士人看重。两者之中，进士更是文人的终生梦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即生徒和乡贡。在中央和地方官学学习并成绩合格者报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不经过官学学习而由州县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贡，但乡贡往往也是在乡塾和私学中学有所成。在隋唐五代以前，学校教育和选举做官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到这时，科举制将学校教育和考试做官紧密地揉合到了一起。学校培养学生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合格，通过吏部铨选，就能做官，这样迫使学校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安排必须围绕科举来执行。毫无疑问，科举制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是学校教育的目的，学校是科举的前提和基础。隋唐五代实行的科举制对太湖地区教育也起了较大的影响。
1706948790
1706948791
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太湖地区的文人士子普遍文化素养较高。太湖地区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十分重视子弟的科举考试，人们往往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鼓励自己的子弟到首都参考。《太平广记》卷484引《异闻集》“李娃传”条谈到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这位常州刺史特别重视儿子的前途，鼓励他到长安考试，而且提供宽裕的财力支持，让他集中心思参加考试。再如苏州人吴全素，“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104]。也是一个长年在都城考试的士子，只不过运气不好，五次考试仍未中第。
1706948792
1706948793
在唐代的笔记小说中，记录太湖地区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人数量很多。唐代的笔记小说，谈南方人到长安参加科举，特别喜欢将主人公安排为苏州的年轻人。如苏州人梅权衡，“入试不持书策”[105]；苏州人翁彦枢，曾应进士举[106]；苏州人陆颙，“从本郡贡于礼部”[107]；开元中，有一位吴郡人应明经[108]；举元和初，长乐冯生居住在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109]。
1706948794
1706948795
参加科举考试的，一般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有的来自世家大族，有的出身官宦之家，但《太平广记》卷72《原化记》“陆生”条告诉了我们另一种讯息：“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就识，自驾其驴。”这位陆生显然既不是富裕大族，亦不是官宦子弟，他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有可能出身自普通家庭。《太平广记》卷74引《纂异记》“陈季卿”条说：“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这位陈季卿的家可能也是在太湖地区，同样家庭不富裕，是一般的家庭，没有充裕的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见我们从一般平民亦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现象上，可以看到整个太湖地区对科举的重视，教育和科举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
1706948796
1706948797
事实上，太湖地区参加科举考试，成功的例子很多，考试的成绩可以说是处于出类拔萃的地步。如常州在唐代中进士、明经的有数十人，蒋洌、高智周、许景周、蒋涣、蒋伸、施肩吾、蒋俨等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文学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散文家萧颖士是常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润州的小小一个丹徒县，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出了进士七人，他们是马怀素、陶翰、申堂构、包佶、包何、刘太冲、李绅[110]。苏州在太湖地区中考取的进士、明经、诸科人数最多。据明朝《正德姑苏志》记录，有唐一代苏州共取进士52人，明经1人，诸科10人。一人既中进士，又制举及第的，统计在进士数内。由于明人统计的局限，实际上苏州的科举及第者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该书连一些状元也没有罗列进去。苏州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卓著，唐末曾连出七位状元。如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的归仁绍，咸通十五年的归仁泽，景福元年（892）的归黯，乾宁元年（894）的苏检，光化四年（901）的归佾，天祐二年（905）的归系等。
1706948798
1706948799
苏州大族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卓著，这是十分显著的一个特点。据《旧唐书》卷149、《新唐书》卷164《归崇敬传》，归氏自天宝末以后，先后有四代八人科举出身，具体如归崇敬、归登、归融、归仁晦、归仁翰、归仁宪、归仁绍、归仁泽，加上唐末的归黯、归佾和归系，归氏共有十一人科举中第。归仁绍兄弟二人先后为状元，实际上就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其曾祖父归崇敬特别“注礼家学，多识容典”，曾举明经，天宝中又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祖父归登代宗大历中举孝廉高第，德宗贞元元年又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父亲归融宪宗元和七年进士及第，文宗朝为翰林学士。因此至唐末，受家学熏陶，归家连出父子、兄弟状元。父子同为状元，如归仁泽和归黯，归仁绍和归佾、归系；兄弟同为状元，如归仁泽和归仁绍、归佾和归系。所以后人称他们为“父子状元及第”，父子三状元[111]。再比如《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苏州杨氏一门共有十一人全部为进士，如杨发、杨假、杨收、杨严、杨乘、杨鉴、杨钜、杨 、杨涉、杨注和杨凝式。父子、兄弟都举进士的十分多见，如顾少连与儿子顾师邕，沈传师与儿子沈枢、沈询，张籍与儿子张黯，等等。这多少说明了太湖地区既重视学校教育，同时也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学的流传和学术文化的保存。毫不怀疑，太湖地区崇尚文化教育，注意提高百姓素质，是造成这一地区人才辈出的主要原因。
1706948800
1706948801
四、余 言
1706948802
1706948803
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制度初步建立了起来。可以这样讲，太湖地区正式有学校教育，始于孙吴时期，此后时置时废，但教育已深入人心，很多人已经有了重视教育的理论。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基本上已现制度化的趋势，不仅各州县都设立了学校，而且私学仍然保存着。一批既有教学实践经验又有教学理论的教育家，他们对太湖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通过科举可以任官的吸引，使太湖地区的教育异乎寻常地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太湖地区兴教办学的优良传统，就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1706948804
1706948805
（本文原发表于《论史传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次收录时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1706948806
1706948807
1706948808
1706948809
1706948811
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吴地经济、文化与社会控制的思考
1706948812
1706948813
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以后，吴地几乎成了唐朝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唐政府重要的财赋基地。经济上的这种变化，固然与经济发展规律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关。由于宗教信仰及教育的发展，吴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环境，因而中唐动乱时，吴地的各级政府对社会仍然进行着有效的控制，并未出现大的动乱，政府仍是积极安置流动人口，组织大规模的农业屯垦。
1706948814
1706948815
一、水田种植农业带动下的吴地经济发展
1706948816
1706948817
吴地经济在唐代的突起，首先表现在农业上。承继了六朝以来的传统，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后，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在技术和管理上更为成熟，也更有特色。
1706948818
1706948819
唐朝吴地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对太湖和江南运河的整治。其时特别注意在太湖东南边缘筑堤防溢，将太湖与湖东水乡间隔开来。如贞元年间于 筑成自平望西至湖州南浔共53里的湖堤，并对沿途支流进行了疏浚[112]。再如元和四年（809）常熟令李素开云和塘，使太湖水可以直泄长江[113]。太湖东南地区建立起一些有效的排灌工程，如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统。对江南运河的整治主要是调节运河水位。唐朝在江南运河上设置堰埭，以节水济运，维持运道水深。自北至南有堰闸多处，如京口埭、望亭堰及望亭堰闸等，保证运河有足够的水深来维持航行。常州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114]，沟通了长江和运河的航运。值得强调的是，吴地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润、常二州修治了练塘、绛岩湖、孟渎，苏州有荻塘、常熟塘（云和塘），湖州有吴城湖、陵波塘、蒲帆塘等，文献记载的水利工程有近40项[115]。其中个别大工程的兴修能解决数千顷农田的灌溉，数县或数乡都能得利。随着水利工程大量建设，吴地众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垦，低洼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706948820
1706948821
唐代吴地经济发展最突出的一点是水田粮食作物大规模种植。其时水稻的种植分布十分广泛，整个三吴地区有成片的大面积水稻田。吴地的水稻声名远扬，杜甫曾有“云帆出辽海，粳稻来东吴”的诗句[116]，说明东吴的水稻大量输向北方。润州城外大量种植水稻，站在城楼上，只见“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117]，全是农业丰收喜气洋洋的景象。唐诗中，谈到苏州水稻种植的资料特别多，如李欣诗有“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畴”句[118]，罗隐有“水蓼花红稻穗黄，使君兰棹泛回塘”句[119]，杜牧更有“罢亚百顷稻，西风吹半黄”的感叹[120]。唐代吴地水稻培育出了大量的优质品种，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中常州有大小香粳，苏州有大小香粳，湖州有糯米，这些都是特殊的品种，得到朝廷的青睐。吴地水稻中比较出名的一种红稻，时人有“沃野收红稻”的说法。孟诜《食疗本草》卷下说这种米颜色为赤，米粒较大，而且发出浓烈的香味。当时的水稻还能按时间来划分，有早、中、晚的区别。从水稻的黏性上来区分，有粳、糯之别。苏州生产的糯米可以酿酒，《乾隆元和县志》卷16说：“金钗糯，粒长，酿酒最佳。”
1706948822
1706948823
吴地农业发展的另一特色表现在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吴地农村中种植麻、茶叶、甘蔗、蔬菜、果树和桑树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中唐以后，在润州、苏州等丝织业发展的地区，农民种植桑树的规模越来越大。陆龟蒙诗中有不少反映苏州农村种桑的诗句，如“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维桑半顷麻”[121]。吴地的果树种植也快速地发展起来，从农户宅前宅后庭院中的普遍种植，到规模较大的果园出现，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橘柚的规模种植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景象，在唐代的诗文中经常可见“橘林”、“橘园”之类的描述。如润州农村到处都是橘树成林的景色：“客路随枫岸，人家扫橘林。”[122]成片种植柑橘，所产必然有相当部分是要流入市场的。
1706948824
1706948825
唐代的吴地农村，农民家庭养殖业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养殖业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养殖动物品种繁多，鸡、鸭、鹅、牛、羊、猪、蜂都是十分常见的。如小家禽养殖在吴地十分普遍。方干《陪王大夫泛湖》诗云：“白波潭上鱼龙气，红树林中鸡犬声。”[123]家禽中鸡的豢养最为常见。吴地湖泊密布，为养殖家鸭提供了有利条件。《吴兴备志》卷16载湖州唐时每年要进贡朝廷单黄杬子一千三百五十颗，重黄杬子一千三百颗，可知湖州养鸭数量之多，品种之好。
1706948826
1706948827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充足的原料。唐代吴地手工业中最值得一书的是纺织业。唐代前期丝绸纺织在吴地的一些地方就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如润州在天宝中已向朝廷贡方丈绫、水文绫及京口绫、衫段等众多产品。中唐以后，润州接受了北方先进的纺织技术，丝织业的发展更进一层。从产品看，润州主要生产的是绫、罗，此外还有绢、绵、纱、纩等。唐敬宗即位不久，诏浙西“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絛缭绫一千匹”[124]。再如唐前期的苏州，丝织业产品中最高档的是绫和绵巾，以生产红纶巾和方文绫出名。唐后半期，苏州的丝织业得到快速发展，范成大《吴郡志》卷1载苏州贡有丝、绵、丝布、八蚕丝、朱绫等；又引《大唐国要图》，说苏州贡有丝、绢、绫绢、乌眼绫、衫段罗，可知苏州在唐后半期纺织业已接近润州水平。
1706948828
[
上一页 ]
[ :1.7069487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