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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粮食的生产，使制酒业跟着兴起，酿酒技术不断得以改进，吴地酒的名声向四方远播。丹阳县出好酒，据《嘉定镇江志》卷6，曲阿新丰酒从南朝就已十分出名。《吴郡志》卷29谈到中唐时苏州产名酒叫五酘酒，“今里人酿酒，曲米与浆水已入瓮。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谓之酘。其酒则清冽异常，今谓之五酘，是米五投之耶?”吴地酒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湖州制造的箬下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共列13种全国名酒，湖州箬下酒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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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吴地的商品经济以较快的步伐发展起来。润州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犹称列岳”[125]，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126]。常州被称为“毗陵大藩”，城市经济作用比较突出，“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127]，“江东之州，常州为大”[128]，商业十分繁荣。苏州被称为“雄郡”，“东吴繁剧，首冠江淮”[129]，商业经济是江南城市中最为活跃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130]，“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131]。吴地城市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具体表现在城市的市场商业普遍繁荣。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坊市制及只能白天经商的规定，在江南显示出了比其他地区更高的灵活度。一方面主要商业活动在市中进行，另一方面市制的规定并不严格，一些城市中新的小规模商业市场不断涌现，加上对居民夜间活动较少限制，在城内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其次，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工业工人来为他们服务，城市服务性行业蓬勃兴起，如皮日休谈到苏州城内有大量制造金银器的工人。服务性商业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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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交换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是县市及农村各类集市。常州无锡县东二百步跨运河有大市桥，县南一里有南市桥，两市均建在县城的主要河道边，有桥梁与对岸相通，水陆交通运输十分方便。江阴县市上交换的物品，以水产品为多，早在唐朝前期就已“海鱼朝满市，江鸟夜喧城”[132]，渔业经济特别发达，大量的水产品进入到流通领域。县市以下，村市、草市等各类固定和不固定的集市遍布于吴地农村交通便利处，这些市场与农村的关系最为密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表明了吴地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如长兴县进入茶山的交通要道口有水口草市。杜牧为湖州刺史时，亲自到茶山监督贡茶生产，并有《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云：“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133]草市在山脚下，旁有河流可通，便于茶叶运输，市中还有酒制》。楼，各色人员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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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吴地的日渐开发，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吴地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唐朝前期，政府的财赋收入主要是通过租庸调来获得的。据《旧唐书》卷40《地理志》和《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记载，贞观十三年吴地四州的总户数为72537，占全国2.38%；口为369611，占全国3.09%。天宝元年吴地总户数为354391，占全国3.95%；口为2463732，占全国4.83%。在以丁身为本的时期，户口的多寡和赋税的多少是一致的，因此，贞观时期吴地上缴的赋税基本上在中央财政中的比例约为2.3%~3.1%之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吴地财赋在全国所占比例加重，天宝时期约在3.9%~4.8%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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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吴地的粮食对唐王朝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吴地粮食北运从初唐时即已开始，不过数量不是很多。在洛阳含嘉仓曾经出土了八块武则天时期的仓铭砖，内中有一块是苏州的，记有“苏州租糙米”一万余石。安史之乱后，南方稻米愈显重要，是唐王朝主要的粮食依靠：“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34]《韩昌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中韩愈更是强调：“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德宗上台时，浙江东西道每年运米七十五万石，真是差不多应了“辇越而衣，漕吴而食”的说法[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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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盐、酒、茶税钱。宣宗大中七年时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酒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盐利。”[136]按这个比例计算，当时的赋税收入约占60%，盐酒茶收入约占40%。吴地各州都产茶叶，湖州、常州、苏州因茶叶质量较佳作为贡物送进朝廷；苏州有制盐场，并设有盐监，湖州有销售场；湖州、润州、苏州等都产名酒，所以吴地的茶盐酒收入数量是很大的。据陆广微《吴地记》卷1载，晚唐苏州七县，两税茶盐酒等钱692885贯，倘以其中六分为两税，四分为茶盐酒税钱，那么苏州的茶盐酒税钱约在277000贯左右，如再与宣宗大中年间的财政总收入作一比较，苏州一地的财收占唐政府总收入的13.3%。当然，我们无法说清苏州的这个收入到底是哪一年的，这个比较也就不尽确切，但用其来说明苏州及三吴地区在唐代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说明杜牧“三吴者，国用半在焉”并不是虚语还是有一定帮助的[137]。不难发现，吴地经济在唐代后期已领先于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甚至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全国较为先进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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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众文化意识：浓厚的宗教信仰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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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地理志》谈到吴地的宗教信仰特征时说，吴地“信巫鬼，重淫祀”。宋代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探讨了南朝对后代在宗教信仰上的影响：“支遁、道生、慧响之俦唱法于群山，而人佞佛，故吴人……喜施舍。”吴地宗教信仰上比较突出的是重淫祀（多神信仰）和信佛教。当然吴地百姓亦比较崇信道教，由于篇幅限制，不作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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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的多神信仰习惯，南朝即已形成。宋武帝就说：“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138]众神信仰在吴地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唐初，吴地淫祀风气未变。垂拱年间，狄仁杰被任命为江南巡抚使，他认为淫祀太浪费钱财，于是“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139]。《隋唐嘉话》卷下记载：“狄内史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概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一千）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这些被普通老百姓敬崇跪拜的保护神，狄仁杰认为有害于人。不过老百姓并不买狄仁杰的账，他的毁祠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众神信仰习俗未见大的变化，因为不久又见地方官打击淫礼。唐德宗贞元年间，于 为苏州刺史，他“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140]。穆宗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141]。有这么多的淫祀可拆，说明狄仁杰、于 之后民间重建工作快捷迅速，众神信仰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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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的众神信仰热度唐朝明显超过了南朝。由于众神在老百姓头脑中的神圣崇高地位，受到了老百姓的热情供奉。例《太平广记》卷280“刘景复”条记：“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也无虚日。”苏州人以泰伯为保护神，对他一往情深，供奉崇厚。其他各行各业、各个地区，都有自己信仰的神仙。如常州，开元中在江阴新设季子庙；武德初年在武进县设隋司徒庙；在州治澄清坊北，天宝间“置祠建像”，修天王堂；大和七年，武进县令高荣修二所忠佑行庙；天祐三年，在运河南刺史张崇设五显王庙；在奔牛镇还设有琅琊王庙；无锡锡山下有春申君祠；义兴开元中新建有许太尉庙，在县治东另设有卫将军庙，宣宗大中间还建永清大王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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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为广大百姓所接受，这说明在吴地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并不能简单地用信仰的盲目性来解释。一方面，民众文化意识的形成是一种传承，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吴地的众神信仰，历史悠久，代代相传，不断加入新的元素，因而传说内容越来越丰富，供奉的众神越来越多。人们将一些有功于社会的大臣、名人加入到这些祭祀的对象中，即使是唐朝反对淫祠的狄仁杰，后来也被立庙供奉。从南朝以来，淫祀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各郡太守顺应民心，往往就是淫祀的积极倡导者。至于普通百姓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寄托，向往美好生活，对众神崇敬更是发自内心。唐人继承了这种思想传统，思维的定势与他们的前辈保持着一致。另一方面，众神信仰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在唐代有现实意义。淫祀中供奉的对象，很多曾为吴地的地方官，他们在任期内政绩显著，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因此老百姓供奉的目的在于纪念他们，盼望以后还能有这样的官员来做他们的父母官。可以这么说，许多淫祀其实是后代官员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而为前任设立的祠庙，他们想通过这样的做法既表示自己是以这些前人为榜样，同时又是想通过这些前人来保护自己辖区内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平安。至于老百姓，他们希望得到神仙、好官的保佑，他们把神仙、好官和当时盛行的佛祖看得一样重要，只要能够保佑他们，他们就会供奉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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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地对佛教的信仰是耐人寻味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狂热程度比起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走进了百姓的生活。其时佛教的轮回、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观念对普通百姓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在期许和希望中剃度落发。敬宗初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积货财，在泗州置僧坛，“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前往剃度。李德裕派人守在蒜山渡口，每天去泗州的有一百余人，仅十四人是还俗的僧人，其余全是苏、常百姓[142]。大量农民剃度，李德裕认为是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但我们认为不排除吴地百姓确是对佛教有着狂热的信仰存在。许多老百姓除了烧香跪拜外，还舍宅建寺。如苏州长洲县的永寿教寺、常州义兴的大芦禅寺等都是老百姓捐献自己的房产作为寺庙。苏州开元寺有“金铜玄宗圣容”，是富商大贾“远以财施，日或有数千缗。至于梁柱栾楹之间，皆缀珠玑，饰金玉，莲房藻井，悉皆宝玩，光明相辉，若辰象罗列也”[143]。不计钱财，供奉佛寺，整个社会对佛教有着深深的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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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开始，吴地的地方官员也有很多人推崇佛法，对僧人优礼有加。《续高僧传》卷22记载，苏州通玄寺释慧旻，时刺史李廉、薛通、王荣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觐”。同书卷14谈到武德七年虎丘寺释智琰归寺时，苏州总管武阳公李世嘉与“内外公私同共奉迎，还归山寺”。许多官员自己本身就信佛，潜心于佛法教义。同书卷15载润州招隐寺朗然大师有道，御史中丞洪府观察使韦儇、吏部员外李华、润州刺史韩贲、湖州刺史韦损、润州刺史樊冕等先后向其请教，“皆归心奉信”。部分官吏干脆执弟子之礼，润州幽栖寺玄素大师，“受菩萨戒”弟子有吏部侍郎齐浣、润州刺史徐峤等，这些人“并道流人望，咸款师资”[144]。官员们凭藉着他们的权力，常常拨款维修、兴建寺庙。吏部侍郎齐浣采访江东，见丹徒天乡寺“殿宇倾圮”，“率同心愿善缮理”进行维修[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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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吴地佛寺之多难以想象，除继承前朝之外，上起州县官员，下至黎庶百姓，或用政府财力造寺，或个人施出旧宅，或大家集资共同兴建修缮，竞造佛寺成为当时的时尚。今天，我们已难以确切地统计出吴地的佛寺数目，只能根据一些史书看出个大概。如《宋高僧传》记湖州约有寺15所，《重修毗陵志》记载常州有寺庙70所，《正德重修姑苏志》和《吴地记后集》记苏州有寺庙11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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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吴地如此兴盛，应该说和唐代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佛教有关，唐朝的大多数皇帝对“佛道玄妙”兴趣浓重，因而他们不断出台维护佛教的政策。其次佛教在吴地兴盛恐怕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关，是对南朝以来佛教继承的结果。南朝时期，江南地区朝野崇佛成风，上起王公权贵，下至黎庶百姓，皈依佛门，比比皆是，舍宅造寺，成为一种时尚。杜牧谈到南朝佛教兴盛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146]六朝以来，佛教在江南流传之深广已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而吴地百姓佛教信仰，实际上是承继六朝惯性而推向前进，就如《吴中图经续记》卷中所说：“自佛教流入中土，旁及东南……其后梁武帝事佛吴中，名山胜境多立精舍，因于陈隋，寝盛于唐。”再次，佛教在吴地的兴盛与佛教自身的发展有关。唐代法相、华严、密、净土、禅、天台等宗基本形成，尤其是净土和禅宗特别受知识层次较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净土强调一心念佛，以减少杂念，其成佛的方式比起通过定慧修行要简便得多，深为大众接受。禅宗主张顿悟，“明心见性”，凭己意解佛法，其见性成佛的宗旨最具革新精神，对劳动阶层及文人学士很有吸引力。这时的佛教提倡看破荣华富贵世俗情欲，尽知宠辱穷达死生之性理，得到的是心灵自由和超凡欲的人生，满足了普通老百姓对人生的追求和向往。唐武帝会昌毁佛后，吴地佛教也受到影响，不过我们发现由于禅宗散居各处山林与平民接近，不讲究义理，无求于经籍，相对而言受到的影响较小，所以宣宗上台后，一反会昌之政，禅宗寺庙改建修复最快，吴地到处都在“重盛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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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出，唐代吴地百姓宗教信仰问题十分突出，宗教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民众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吴地民众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常常会以自己特有的态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方式来创造各式各样的神灵，赋予它们以不同的神性，来护佑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老百姓利用宗教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他们乞求神灵消灾祛病、赐福避祸，他们希望神灵给其一个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因此吴地的宗教气息十分浓烈，从地方官到老百姓，对宗教的依恋到了可以用“难舍难分”一词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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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浓烈，影响了唐代东南文化发展的轨迹，也对形成吴地特殊的民风民俗有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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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唐吴地动荡中的有效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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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吴地社会秩序比较平静。中唐安史之乱以后，与全国许多地区一样，出现了动荡不定的情况。吴地社会环境出现的这种变化，与社会传统和地理环境大有关联。《新唐书》卷202《萧颖士传》谈到唐代的东南地区“重山复江，自古中原扰，则盗先起”，复杂的地理环境容易引发动乱，中原乱象刚显现，江南就开始动荡不定，盗贼出没。受安史之乱的影响，“江淮多盗”局面出现了，江南地区动荡不定，各地的叛乱风起云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与战时唐朝中央政府过重的经济掠夺有关。为筹集军费，朝廷加大了对东南各州的搜刮，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为了活命，江南农民“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也就是说，政府对很多地区失去了有效的社会控制，摸不清户口数量的变化，无法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征收到必要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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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体情况如此，不过吴地的情况却显得比较特殊。中唐时期，吴地的叛乱也接连发生，虽然次数不少，但却有自身的特点，叛乱一般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影响有限。润、常州靠近长江，多次遭到来自军人叛乱的骚扰，如安史之乱中，永王璘企图自立，“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南下江东，击败了淮南和江东派来的军队，导致“江、淮大震”[147]。但这场混乱时间短，影响仅限于长江以南的丹阳、常州周围。肃宗时期的刘展之乱，虽说是祸及整个浙西五州，但不久平卢兵南下平叛，在润、常地区就将刘展击败。再如李琦之乱，未及起事而自平，其主要影响仅限于浙西润、常两州。这几次叛乱中，吴地百姓并没有呼应，这是几场纯粹的兵变，不久就烟消云散，没有动摇吴地的社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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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也有来自下层百姓的叛乱，但规模很小，如响应浙东袁晁之乱的吴兴人朱潭只在余杭地区寇掠一番；聚众阳羡山的张度，利用“其地接宣城，逼之则鸟散坡谷，缓之则公行寇掠”，对太湖西部的常、宣等州有一定危害，后为常州刺史李栖筠设计所破[148]。浙西地区北依长江，故出没于长江上的“江贼”，对附近州县乡村有一定影响。如肃宗至德初“吴郡晋陵之江东诸界，已有草窃屯聚，保于洲岛，剽掠村浦，为害日滋”[149]。这些滋扰沿江村浦的草寇，往往政府以招抚即可解除其武装。如宝应中，“苏、常等州草贼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光弼将兵马同征讨之。（张）建封乃见日新，自请说喻贼徒。日新从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贼营，以利害祸福喻之。一夕，贼党数千人并诣日新请降，遂悉放归田里”[150]。可以说，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的草寇，根本不可能摇动地方统治，对社会经济不会有毁灭性的破坏。当然，对于太湖南部的湖州而言，有时会受到来自浙东变乱的外围影响。如湖州，“袁晁作乱，浙右县人朱泚、沈皓举亡命之徒以应之，分守两洞，攻陷城垒，县郭室庐，变为灰烬”[151]，但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南部的丘陵地区，北部的平原地区相对是比较安定宁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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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浙西地区具体情势相比，浙东出现的叛乱，往往规模大，覆盖面广，几乎各州都有叛乱发生。浙东地区的叛乱一般以地方土豪势力为主，他们是引发众多叛乱的关键。如袁晁，按浙西观察使韩滉的说法，“此辈皆乡县豪黠”[152]，是当地较有实力的土豪，有强大的宗族乡党作为基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直接导致了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削弱。这是一种地方势力和政府统治之间的争斗，在动乱期间，政府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因而动乱带来的危害较为严重，对经济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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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吴地的苏、常等州在经历短暂的叛乱以后往往会很快稳定下来，因为地理平坦，缺少山丘，叛乱没地势可以依仗，区域内部相对安稳。问题是，除了地理环境以外，吴地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像浙东一样振臂高呼的地方土豪，吴地的动乱缺少来自民间力量的呼应，因而一般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再加上常有北方军队前来平叛，中央也挑选了许多优秀能干的官员到浙西任职，因而叛乱对社会的冲击较小，政府的控制仍然十分有效。显然，吴地缺少如浙东一样发生动荡的条件，于是相对来说民变发生的次数较少，出现的几次兵变也常是从外区域流窜而来的，这样吴地经济在平和的环境中仍是迅速向前发展。《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记载苏州在大历十三年二月升为雄州，这是社会稳定经济地位上升的明显标志。这月，丹徒县、无锡县、长洲县等升为望县，稍早，嘉兴县已升为望县。可见，润、常、苏一带在中唐之乱中社会经济并没有伤筋动骨，人口却是在不断增加，政府的控制仍然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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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吴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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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想探讨唐代吴地经济发展的原因，这的确可以找到不少理由，如六朝以前经济的积累、有利的平原地形、唐政府的经济政策等等，但我们还是无法说明吴地在唐代异军突起的发展原因。在这里，我们试图尝试说明吴地经济的发展可能与吴地特有的文化环境有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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