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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唐宋之际吴地学校教育的创新发展》一文中，曾经探讨过吴地唐宋之际的学校教育，主要想说明学校教育对社会崇文风气的影响，对民风习俗的改变。在唐代，吴地各州县都建立起了学校制度，尽管州县学的规模一般，政府没有更多的系统发展措施，但我们毕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教育的发展已经对吴地社会风气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唐代昆山县学经县令王纲重建后，昆山地区的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学习，而且还以“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不到学校学习要被人瞧不起。我们也发现，唐代以前，吴地常被人称为“吴好剑客”、“好剑轻死”，但宋朝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纪》卷上却谈到唐代的苏州地区“人尚文”、“吴人多儒学”，说明吴地的社会风气从唐代以后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和重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以苏州为核心的吴地各州钻研儒家学术的好学习俗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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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到，重视教育风气形成后，直接导致了文人士子文化素养较高，吴地读书人自唐朝开始在科举考试中不断取得成功，吴地中进士和明经的人数特别多，远远高出相邻的一些地区。吴地教育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效，不但使民众的文化水准普遍提高，而且使科举中第成了吴地人任官参政的重要途径，使得大量的南方人进入了北方的政治机构，造就了人才辈出的局面。同时，教育的发展还有效地发挥了学校教育在教化育民、化民成俗方面的社会功能。自古以来，江南社会风俗是以勇猛善战而著名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之后，人们一直认为“吴阻长江，旧俗轻悍”，“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但到了唐代，吴地却成了“俗好儒术，罕尚武艺”的文化之邦，“东南多文士”的说法也在唐末宋初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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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育外，宗教化民成俗的功能应该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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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百姓自南朝以来养成了喜淫祠、好佛道的风气，宗教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民众文化意识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唐代，吴地民众更是利用神灵来消灾祛病、赐福避祸，他们希望神灵提供一个风调雨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来保障他们农业生产的丰收。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何兹全先生曾谈到佛教有劝化人民、对人民之保护与教育、救济贫穷等三个功能，之后全汉昇又补充说还有济贫赈灾、治病、戒残杀和慈善事业的宣传等功能[153]。这些功能从大的来说主要是教化和慈善两个方面，而在南朝隋唐时期，可能教化的功能更加突出。深受宗教影响下的吴地百姓从一开始就向往佛国乐土，如佛教中的净土宗在唐宋之际渐渐把发展重心移向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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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百姓重教育、广信仰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好文轻武的性格特征基本形成。他们做事讲究条理，遵守各种官私法规条例，安分守己，不轻易越轨，他们外表温柔敦厚，内在刚毅坚强、天真坦率。他们勤奋劳作，机灵聪明，通常是在符合政府的法律规定下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生产。他们向往美好生活，往往是通过自己的勤劳来获得，而很少想用暴力的手段去夺得。当中唐安史之乱影响全国时，浙西和浙东的局势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浙东的动乱大多是民间头面人物发动的叛乱，时间长，范围广，破坏力大，而浙西却往往是外来的兵变之类的骚乱，内部民变发生的叛乱大多缺少社会基础，没多久烟消云散，因为吴地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不屑于反叛，而只愿靠自己的努力来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样，出现了中唐时期的一个奇特现象，同样在江南，浙西吴地社会秩序没有太大的骚动，仍在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下，大量的粮食在浙西观察使的主持下运向北方，而政府却又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军队到浙东平叛。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元和年间浙东的户口数量下降严重，下降幅度远远超过江南的平均数，这至少说明浙东存在着大量户口逃亡的现象，从而造成政府无法有效地控制户口，收缴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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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州为例，唐代后期，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效组织农业生产的苏州，看到了苏州商业的繁荣景象。中唐以后，环境比较安定的苏州地区成为移民理想的庇护地。梁肃写《吴县令厅壁记》时描述了大量北人到达苏州的情景：“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154]他认为北方人迁入苏州吴县的，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或许有些夸张，但数量之多是可以肯定的。随着苏州人口急剧膨胀，至代宗时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税户数量为江南最多，雄居江南各州之首。为了安排大量到来的人口，广德二年苏州地区开始了屯垦：“如地非要害，无所防虞，其团练人等，并放营休息。”[155]大历三年李栖筠被任命为浙西道观察使，官职中有“本道营田使”一职，说明地方政府中有专门管理营田的机构和人员。大历年间，唐政府决定开发苏州东南部的嘉禾地区，这次在太湖东南部开发的规模很大：“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156]自太湖边至东南沿海，环绕半个太湖的地区都在嘉兴屯垦的开发范围之内。唐代一般的屯田最少约五十顷，若按每屯80顷计算，嘉禾27屯，则辟田可达2160顷。据学者估算，唐代江南地区户均耕地为18亩[157]，因此此次垦田约可吸纳移民万余户。若每户以五口计，则可稳定移民五万余众。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崔翰为浙西观察巡官，在苏州屯田，“凿浍沟，斩茭茅”，一次垦田1700顷[158]，规模也是很大，估计也是在太湖东部地区，开垦后需要的劳动力估计也要数千户。苏州农业拓展式。的开发，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移民迁居其间，更重要的是能够将他们固定下来，使之成为稳定的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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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指出的是，文化不可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从唐代吴地发展变化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教育、宗教等文化要素对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而人又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必然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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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吴文化与区域发展》，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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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从模糊到生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仲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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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吴文化的创立，与周族首领太王古公亶父的两个儿子泰伯和仲雍密切相关。仲雍，历史上记载是吴国第二代君主，又称虞仲、吴仲、孰哉，古公的次子。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因仲雍的墓葬在虞山东麓而出名。泰伯和仲雍是兄弟，而且泰伯是长子，所以史书记载他们两人的事迹时是放在一起的，这样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对泰伯的生平和泰伯至德精神的内涵和实质的研究比较深刻，而专门研究仲雍的文章却很少，对仲雍的生平和仲雍对吴文化的贡献缺少有系统的探讨。本文尝试对文献记载中的仲雍生平脉络进行梳理，力图从中看出仲雍对江南吴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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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文献中的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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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古公亶父几个儿子的应该是《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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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该诗中提到了泰伯和王季，提到了两人的关系十分和谐。南宋朱熹对王季和泰伯的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159]清李锴《尚史》卷63说：“大伯仲雍逃之荆蛮，季历不让，重大命也。诗人咏之曰：‘因心则友，则友其兄。’是未尝以攘兄而挤之为疑也。”显然最早的资料谈到了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泰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不过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诗中并没有谈到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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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仲雍的记载，是从《左传》开始的，该书中共有两条资料谈到了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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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他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160]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应该是人们代代相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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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吴国。太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吴地风气，断发文身。杜预解释说：“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当地风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来。因此，这里我们特别应该看到仲雍将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结合起来对以后吴文化形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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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事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置，离开岐周来到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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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的《逸周书》在《世俘解》中也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这里记载的意思是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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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春秋时期，孔子对仲雍兄弟有十分肯定的评论。《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后代有人对孔子的话提出疑问，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孔子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太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笔者认为《论语》中孔子对太伯有专门的评价，他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人在历史上的功绩，所以谈虞仲时不谈泰伯，谈泰伯处不谈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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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了泰伯隐居到南方，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一点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南方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也是了不起的[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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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一提，《穆天子传》对泰伯让王位也有所记载：“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是汉代以后人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162]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姑且将这条资料附列于此。不过这条资料没有谈到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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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先秦各书来看，对仲雍的记载没有系统性，除《竹书纪年》外，大多是别人口里谈到的仲雍，并不是直接的史家记载，但已大致可以看出他的生平事迹。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儿子，由于其父认为另一儿子季历之子昌有迹象表明有王命，所以他让大儿子泰伯让出王位。泰伯主动让出王位后，带了仲雍来到南方，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到北方。让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称为至德；而仲雍尽管没有让出王位的举动，但为了不拂父意，让季历继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碍，仲雍也隐居到了南方，得到了孔子的好评。其二，在建立吴国后，泰伯将古公治理周族的礼法搬到了江南，而仲雍用入乡随俗的办法，改变了治理的方式，对吴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应该发挥了出更大的作用。当然他可能并没有放弃太伯用周礼治吴国的办法，而只是调整了治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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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汉文献中的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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