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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后，史书记述的仲雍生平开始变得丰满起来。目前能够查到主要有三种西汉文献记载了仲雍的事迹，其中《史记》的记载比较系统，是后代了解仲雍的最主要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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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记载虽不是很长，但对我们了解发生在商末周初王位变更的历史有着较大的帮助：“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司马迁的记载比先秦的文献增加了不少内容，在论述上与以前的文献也有所不同。（1）太伯和仲雍、季历是太伯的三个儿子。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这几个儿子在家里的排行，但从伯、仲、季这些古代用字的习惯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清楚。（2）太伯和仲雍为了让出王位，“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他们是不想接王位，所以用文身断发这荆蛮的习俗表示自己不再回来了，这与《左传》的“太伯端委，仲雍断发”有较大的不同，这一点历来就有人提出异议。（3）到了荆蛮后，有千余家当地人归顺了他们，所以他们建立了勾吴国。太伯没有儿子，死后将王位传给了仲雍。（4）仲雍接吴国王位后，将王位代代相传。到他的玄孙周章时，周武王派人来到吴国，最后举行了册封，并且将周章弟弟虞仲封到了北方。（5）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太伯和仲雍从一开始就是逃到了吴地，并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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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和《吴太伯世家》的记载有不少相互交错的地方，但各有侧重，对仲雍的家庭和让王位事件也有详细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与《吴太伯世家》不同的是，这里明确指出了太伯是古公的长子，虞仲是次子。太伯有位老婆叫太姜，是季历的母亲，一位贤妇人。季历娶了同样是贤妇人的太任，生了儿子昌，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让出王位的事情，两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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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前的记载相比，《史记》的记载可谓十分完备。司马迁新增了对古公家庭的介绍，使太伯、仲雍礼让王位的原委更加清晰。古公早早看到了昌的身上有圣瑞，昌就是后来也被孔子称为“至德”的周文王，这就说明了太伯兄弟王位让对了人，让得极其准确，让得十分有意义。而让出王位的太伯和仲雍两人在南方十分成功，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建立了勾吴国，而且王位代代传接脉络十分清晰。显然，司马迁的记述对此前的文献加以了完善和补充，使得史实更加清晰，使得仲雍的生平史料更加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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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中比较简略的史料，到了司马迁这里为什么忽然变得丰满起来，他是否有事实依据?的确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带着怀疑的神态，不过笔者认为司马迁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因为司马迁编《史记》时，可资利用的材料十分丰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金德建先生于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中曾作过统计，《史记》征引的文献资料至少在一百种以上。司马迁是博采群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并利用了政府石室金匮所藏档案及周游天下所耳闻目睹的实地调查资料而编成了《史记》，因而他的记载应该说是可信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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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司马迁同时期的相传是景帝时常山太傅韩婴所作的《韩诗外传》，也提到了仲雍。该书卷10较详尽地记载了太伯、仲雍让位的过程：“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诗》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此之谓也。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这段描述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一是太伯、仲雍知道太王心思后到了吴地，但大王却在临死前让季历到吴地去找两个哥哥，让位于太伯和仲雍，如果两人不回岐山，季历就可以自己即位，这样可以“有义而安”，道理上讲得过去，又能心安理得。从这段记载来看，太王的个人态度是十分偏向季历。二是太王死后，季历到吴地找到了两位哥哥，太伯和仲雍兄弟知道父亲死的消息，于是便跟随季历回岐山操办丧事，极尽孝道。三是丧事办毕后，有“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等情节，似乎以前是太伯让位，现在季历也是在推让。四是在立季历的过程中，仲雍说出的一通话最后让季历接了王位。仲雍认为刑有一个要义，就是要扶助弱小低微的，现在季历年纪最小，就推他接王位吧。上述这些新内容不但在史实上和《史记》不一样，而且描写上出现了人物较为详细的对话和内心矛盾，使仲雍的形象变得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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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详细的描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仲雍兄弟俩到了吴地后，季历能否想找就找得到他们?仲雍兄弟俩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两次入吴，第一次的“去之吴”有人认为不可能是很远的江南，而是离周原不远的西吴[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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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在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这段话对《史记》有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姜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虽是长但不是嫡妻生的，所以没有资格登上王位。这里我们根据《列女传》，可以明确看到当时不存在太伯和仲雍没有资格登王位的情况，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让位更可值得后人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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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西汉这几部记录仲雍的文献来看，对仲雍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记载已是十分详细；对仲雍与太伯奔吴的记载虽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对王位的推让过程也有详细叙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突出。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有可能或多或少加入了作者主观臆想创造的成分，但他们在描绘仲雍这一重要人物时基本的内容还是有史实依据的，他们资料丰腴的描述使仲雍这个人物更加活龙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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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汉文献中的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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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雍这一人物角色的形象丰满是在东汉。这一时期记录其生平的文献多了起来，在描述上主要是对前代文献进行增补，与仲雍相关的史事在记载上更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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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让王位建立吴国有一段简单的论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记载仲雍兄弟两人奔荆蛮时用了一个借口，是为了采摘药材，这在西汉及以前的记载中是从没有的。班固的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增加的内容，是力图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说得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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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赵晔编了一本专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书《吴越春秋》。此书约编于公元80年之后，汉章帝朝的后期[164]，应该多少是受到《汉书》等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关于吴国的起源自然是追溯到泰伯和仲雍。书中的记载，不仅与《史记》能互为印证，且更具体详细。卷1《吴太伯传》云：“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太子发立……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简子叔达，达子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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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写远比《史记》和《汉书》等书要来得详细，与《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也有不同。其中增加的内容有这样几处：一是仲雍兄弟俩理解了父意“望风知指”后有一句对话，“历者，适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二是古公生病后兄弟俩认为他的寿命差不多了，于是找了个借口，以替父采药为名到了衡山，然后再到荆蛮之地。这个借口显然是来自《汉书》或同时期其他的史书。三是与《竹书纪年》的记述相差不多地说兄弟俩在父亲死后回家办了丧事，不过增加了两人回到南方后就建立了吴国，自号勾吴。有人问他：“凭什么称为勾吴呢?”泰伯说：“我排行老大应该继承君位，却没有儿子能继承我的位子，看来应该受封的是吴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比较合适的比喻啊。”讲清了“勾吴”这一概念的真实来源。四是泰伯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与他们建立的勾吴发展较快有关。同时期北方周代商，战争不断，而南方的吴国却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依托城墙的保护，农业生产得到保障。显然，这里更加突出了仲雍和泰伯两人不但人品端正风格较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发展了农业，修筑了城市，为南方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是关于仲雍最为系统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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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还有一些文献谈到了泰伯和仲雍的让位事迹。如同样也是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就有多处涉及。《初禀》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在这里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争王位。《谴告》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也是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迁于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是特别的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自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是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四讳》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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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也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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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的描写已达到一个高峰，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两位圣人加以美化起来，细节描写越来越多，人物的心理活动十分丰富，个性越来越生动，对话越来越详细，这为我们认识仲雍带来了十分有益的一面。总体来看，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一个本该远去的人物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受人敬重，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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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朝以后文献中的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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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雍的形象至东汉时基本定型，仲雍奔吴和建立吴国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晰。之后史学家在描述仲雍时基本和前代一致，材料上没有新的突破。六朝以后，史家大都热衷于研究仲雍生平的一些具体问题，探索对仲雍精神的领会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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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仲雍与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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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前的史书上，谈到仲雍的时候往往又谈到虞仲。《左传》哀公七年称“仲雍嗣之”，僖公五年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称古公的次子叫虞仲，在《吴太伯世家》里却又称是仲雍。《汉书》中班固说古公的儿子叫仲雍，但紧接着引了《论语》里孔子对虞仲的评价，显然他认为这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再如史游《急就章》卷2云：“又周太伯之弟仲雍号曰虞仲，嗣太伯之后。”认为仲雍的号是虞仲。问题是，从《史记》开始，就记录了周章的弟弟也叫虞仲，被周武王封在北方的虞。不少人感到不太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所以有人就提出疑问：这两个虞仲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仲雍就是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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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后，对仲雍是否就是虞仲，学界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且是越到后来分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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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杜预《春秋释例》卷9说：“虞国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是为虞仲，嗣太伯之后，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处中国为西吴，后世谓之虞国公。（僖公）五年晋灭之。”这里他明确说了仲雍就是虞仲，与几代后的虞仲不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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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就不能无视这个问题了，他是完全站在司马迁的立场上认为仲雍就是虞仲，并寻找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两人都会叫虞仲的：“《左传》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则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论语》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是仲雍称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称虞仲者，盖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则仲雍本字仲，而为吴之始祖，故后代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号也。”同时代的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也是认为“虞仲即仲雍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10谈到虞国时认为是“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实际上是承认了两个虞仲的存在。显然，唐代不少学者认为仲雍就是虞仲，与周章弟虞仲不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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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一般还是认为仲雍就是虞仲，与封于北方的虞仲是不同的。如路泌《路史》卷18认为：“泰姜生泰伯、仲雍、季历……伯卒仲继，剪发文身，裸以为俗，是谓孰哉、虞仲。武王封其曾孙仲于夏虚为西吴，亦曰虞仲。”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8也云：“仲雍是为虞仲，嗣泰伯之后，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处中国为西吴。”然而一些文人想想这种说法毕竟是有些不妥当，遂试图解决仲雍、南方虞仲和北方虞仲三者之间的关系。范成大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说：“周章弟亦称虞，当是周章弟名仲，初封于虞，号曰虞仲。在太伯弟仲雍，又称虞仲者，当是周章弟封于虞，仲雍是其始祖，后代人以国配仲，故又号始祖为虞仲。”[165]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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