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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朝也有人认为仲雍不是虞仲。如南宋林仁杰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在整理史料的时候出了问题,他们是将仲雍和虞仲当作了一人,将两个有不同史实的人混在一起论说。他认为仲雍是太伯之子,继承了吴国的王位,而虞仲一为太伯弟,一为周章弟[166]。不过史书明确说太伯是没有儿子的,因此这一说法实在很难为人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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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后,考据之风盛行,大家对仲雍和虞仲的关系讨论热烈起来,但认为仲雍不是虞仲的说法渐渐占了上风。如顾炎武《日知录》卷7云:“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按此则仲雍为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孙也……《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通用。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考《吴越春秋》太伯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征矣。”他认为仲雍不应是虞仲,虞、吴两字相通,可能是《论语》、《左传》将吴当成了虞。清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7认为孔子《论语》里谈到的虞仲“即仲雍之孙,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犹鲁公封于鲁,周公未尝封鲁也……班孟坚误解太王之昭一语,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蛮下引《论语》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为虞仲,即仲雍而后之作系谱者、注《左传》者,直注曰‘仲雍一名虞仲’,则岂有继君勾吴自有国号称吴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则岂有未封虞之前预右后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此皆不通之至者也”。所以他认为说虞仲就是仲雍,实在是问题出在汉代班固等人身上。为了说清仲雍不一定就是虞仲,上述两人要么怀疑先秦著作出了问题,要么认为是汉代著作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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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是清代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考据辨伪是他最拿手的活。在《四书释地》续卷中对仲雍和虞仲为一人表现出了较大的怀疑:“孔子亦尝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诠次逸民,则登夷齐兄弟于首,而太伯独不得援引此例与仲雍并列,其义安在?以时代考之,仲雍前夷齐且百年,《论语》序事之体亦不当先夷齐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虽翦发文身以顺荆蛮之俗,固俨然继世有土之君矣。”认为孔子说的虞仲根本不是太伯的弟弟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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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也有学者认为当时有两虞仲的,不过声音很小。张尚瑗《三传折诸》卷5说:“吴仲者,虞仲也,而周章之弟复号虞仲,是前后两虞仲矣。”按他推断,仲雍就是虞仲,与后来的那个虞仲不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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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笔者看来,既然先秦和汉代最早记录仲雍的书都认为仲雍就是虞仲,我们还是姑且从之。或许古书的记载上存在着不太准确的可能,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资料,说仲雍不是虞仲多少显得证据不足。事实上自东汉以后,关于仲雍生平的新资料基本不再出现。自宋朝以后,学术研究上渐渐出现了疑古辨伪的学风,特别是到了清朝,考据之风盛行,怀疑不是同一人的做法也是正常的,但毕竟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能推翻仲雍就是虞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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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仲雍的德行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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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仲雍的生平,不断地对仲雍的生活加以详细探述,历代学者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搞清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弄明白他在奔吴和建立吴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便后人能从仲雍的道德境界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扬仲雍的精神。今天仲雍墓的石坊柱上镌有一副楹联,为清代官员程光炬题并书,上联是“一时逊国难为弟”,下联为“千载名山还属虞”。这里他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仲雍让人称道的主要是让国,二是他的这种美德千年以后留给了虞山,传给了后人。那么历代学者提出对仲雍要学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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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后,不少人认为仲雍和泰伯一样具有谦和揖让的德行,这是后人应该学习的。陆机诗曰:“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陆机认为礼让之仁风是从泰伯开始的,但仲雍是“扬其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也许,泰伯之风如果没有仲雍的广大,早就销声匿迹了。《艺文类聚》卷21引梁陆云《太伯碑》云:“脱屣岐周,克让之风斯举,端委杨越,衣冠之俗载成。重以仲雍扬波,延陵蹈节,民习敦厚,俗怀忠信,忧深思远,千载遗风。”从太伯开始的谦让之风到仲雍时期的发扬光大,必将成为千载遗风,流传影响后人。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与陆机如同一辙:“太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167]太伯让人称赞的是顾全大局让出了天下,而仲雍是建立吴国发扬了这种精神。他们两人都将被历史永远铭记,作出的贡献与日月星辰一样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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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叶梦得《春秋考》卷4云:“故周之有国,泰伯不自有而推之仲雍,仲雍不自有而推之季历。”泰伯和仲雍机会来临时让出了皇位,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谦让,但并不仅仅是让出了个人的王位这么简单,而应该从他们让出了整个天下着眼,他们是为天下着想才南来奔吴的,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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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后不少人还是继续发挥这种看法。明代常熟诗人周彦翼云:“贤哉虞仲氏,让国来荆蛮。断发文其身,之死不复还。”他用“贤”来评价仲雍“让”的道德,来怀念他开发南方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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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赞仲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顺应南方风俗,及时地作了变革,使南北文化相互融合相互适应,从而创造出了崭新的吴地文化。当仲雍与泰伯兄弟俩来到南方以后能与土著居民打成一片,入乡随俗,断发文身,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与当地民众一起并耕而食,深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欢迎。《宋书》卷21有宋武帝的《善哉行》诗:“古公亶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按宋武帝的意思,断发文身以后,王德之仁就代代相传了下来。清朱鹤龄《读左日钞》卷12云:“太伯端委、仲雍断发者,太伯初往未为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礼,及仲雍民归既多,既为彼君,宜从彼俗。《曲礼》云‘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是也。”朱氏解释太伯最初是为了自己的父亲到吴地的,他承认父亲是周王,所以不能改变服饰,仍以周礼治理吴地。到了仲雍,投靠过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既然做了他们的国君,就应该顺应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不能想着去改变他们的风俗来适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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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也有人称赞仲雍隐居是独善其身。颜师古《汉书注》说仲雍是“隐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洁,所废中于权道”。简而言之,朝廷中的事不再顾问,自己隐居到南方来了,洁身自好,对权道之术不再关心。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34云:“朱子曰:逸,遗也。逸民者,无位之称。虞仲,即仲雍,与太伯同窜荆蛮者。”又说:“仲雍居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隐居独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废,合乎道之权。”这里他主要是就《论语》对仲雍的评价来阐发的。显然,从仲雍个人的人品而言,仲雍是个修为较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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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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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献上记载的仲雍进行了分析。可以从中看到,仲雍让国奔吴的事实在历史上肯定是存在的,古代这么多文献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可以相互参证,就连孔子也谈到了太伯和虞仲,因此我们对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其次,文献记载也告诉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内中免不了有当时的学者凭空创造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事迹我们还是可以参考和引用。最后,六朝以后文献关于仲雍的记载主要是一些具体的问题,这其实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仲雍这个令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从而认识他高尚的举动和带给后人享用不尽的思想遗产。因此,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对仲雍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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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江南文化新探》,《江南风》杂志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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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泰伯形象——以宋代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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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文献记载中,关于泰伯,对《史记》和《论语》的记录差不多是全盘接受的。不过,由于宋朝对泰伯的形象十分看重,而且发现泰伯还有众多时代意义,他们对泰伯的描绘,不但重视史料的搜集,而且更注重对汉代以前史料的发挥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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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有关泰伯史实的搜集与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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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推崇泰伯,更因为觉得泰伯的“至德”有现实意义,所以宋朝人十分注重对有关泰伯史实的搜集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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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宋人对《史记》和《论语》、《世本》、《左传》、《潜夫论》等汉代及汉代以前史书中涉及泰伯的史料十分相信,几乎是全盘接受。一些史书凡是需要论涉到周朝前期史料时,都会提到泰伯的南奔,如《册府元龟》卷1《帝王部》谈到的泰伯事迹,大多是引自《史记》。语句虽有不同,但内容上没有变化。再如宋罗泌《路史》卷18说:“泰公生亶父,是为古公。泰王避熏育,居岐阳,实始剪商。复取于骀,曰泰姜,生泰伯、仲雝、季历。季历居程,古公属焉,泰伯阚知,及弟仲雝窜于荆曼,居梅里。荆人义而君之,号勾吴。古公薨,计于近郊,而还于番离。伯卒,仲继剪发文身,臝以为俗,是谓孰哉虞仲。”这段文字显然是综合了汉代以前关于周人的史料,并没有新的创新。大体而言,至汉朝,有关泰伯这个人物的史实,已经十分充实,所以后代是不再作任何创造,宋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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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至宋代,地理类著作突然增多,尤其是各类方志大量涌现,这些书中对泰伯的事迹特别注重搜集。如不少全国性的地理总志都记述了与泰伯相关的建筑、庙宇、事迹、人物等,如《太平寰宇记》卷92记录了太伯城,“西去县四十里,平地高三丈”。《元丰九域志》卷5谈到平江府古迹有吴泰伯庙,常州古迹有泰伯城,引《越绝书》说是吴泰伯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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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关于苏州的一些方志,记录泰伯的史迹,更是不惜笔墨,比较突出的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该书卷上《封域》中叙述吴地历史,就免不了从泰伯和仲雍让位开始说起,并谈到了吴国的都城。同卷《风俗》中谈到泰伯精神对吴地的影响,如:“泰伯逊天下,季札辞一国,德之所化远矣。更历两汉,习俗清美。”卷中《桥梁》谈到宋代有至德桥,在泰伯庙前,“以庙名桥也”。《祠庙》内谈到汉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泰伯庙,“在阊门内,旧在门外。汉桓帝时,太守麋豹所建,钱氏移之于内。盖以避兵乱也”。卷下《冢墓》引三国时的《皇览》说泰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又引刘昭的说法云:“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去墓十里有旧宅,其井犹存二。”在书中,作者对泰伯是充溢着赞赏的口吻,谈到太伯“清风大节,足以兴万古之善”,是人间的最高境界,并将永远影响后人,而“仲雍比德泰伯”,与太伯一样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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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吴地记》,也有相似吴国历史的记载,如:“周太王三子,长曰泰伯,次曰仲雍,次曰季历。季历贤而生圣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让于季历焉。周与吴皆后稷之后,姓姫氏。吴国泰伯在位四十九年,无子,弟仲雍立。”稍后出现的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在卷12《寺庙》中记录了泰伯庙不同时代的变化,卷48《考证》大量征引了两汉以来各类史书对泰伯事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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