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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82，fig.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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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83，fig.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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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第802、804页，图4；刘凤君：《东汉南朝陵墓前石兽造型初探》，《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第87页，文中提到孝庄帝陵前有一对翁仲，其中一件仅存头部；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第39页。刘凤君还提到，据说前赵刘聪（卒于公元318年）墓前曾立有石人雕塑，但显然没有保存下来，参见刘凤君《东汉魏晋陵墓神道石刻的造型艺术》，《美术研究》1987年第3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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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陈长安：《简述帝王陵墓的殉葬、俑坑与石刻》，《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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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六章 墓内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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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墓葬中一般有三类出土物：①墓内设施，如棺椁、祭坛、帷帐和墓志；②辟邪物和象征物，如镇墓俑（含人形和兽形）、所谓“玉猪”以及弩机；③具有实用功能的日用器和明器，后者包括为服务墓主死后生活而专门制作的随葬物。尽管这样的分类有些重叠，但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搭建一个有用的框架。尽管由于频繁的盗掘活动[1]，以及因年代久远而致墓内有机物腐烂等因素，我们已经无法详尽了解墓内随葬品的本来面目，但所幸的是，仍然保存下来不少有价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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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段时期的随葬情况，并没有太多可用的文献证据，因此无法清楚地解释墓内物品的准确含义。晋代贺循为高等级墓葬列出了随葬品清单，但他没有解释选择这些物品的原因，也没有解释它们的基本含义[2]。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一些他不愿意放入自己墓中的物品，其中包括一些具有明显辟邪意义的器物，他也并没有解释其中原因[3]。此外，在吐鲁番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随葬品清单（衣物疏），但都没有详述选用这些特定物品的理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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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一 墓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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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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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棺已经具有独特的形制：头部高而宽，尾部矮而窄，棺盖呈弧曲形。有证据表明这种形制是由北方非汉民族传入的。由于棺一般都是木制的，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关于棺木的多数证据都是间接的，主要来自遗留下来的棺钉组成的形状、棺上的漆皮、石灰或残存的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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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六朝各地的棺木形制基本如此，但还是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在南方地区，六朝早期的东吴曾使用整木刻成的棺木，即所谓“船棺”。一般棺底和侧板是一体的，而前挡和后挡则以榫卯或企口方式相连。这类棺木在广东、安徽、湖北和江西皆有发现，有些保存得相当完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昌高荣墓里发现的三具棺木，皆用楠木（雪松的一种）制成，其中最大的一具内长2.49米，前部宽0.55米，后部缩至0.51米（前后尺寸几乎同大），不含棺盖高达0.55米。另两具棺略小（图6.1）[5]，棺盖比棺身略长，以企口方式相扣。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卒于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的两具棺木，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棺盖与棺身也是以企口方式扣合（图6.2）[6]。其他地方的棺木只涂红漆，不过在这个时期的南方地区还没有发现棺上的其他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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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江西南昌高荣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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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安徽马鞍山木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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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木凿成的棺在东吴以后不再出现，而由木板拼成的棺在东吴开始使用，东吴以后便广为流行了，安徽麻桥就出土了一具这种形制的东吴木棺，保存完整，棺盖为圆弧形，与棺板之间以榫卯相连；另一具发现于江苏江宁的东晋木棺也很有意思，其前端还有一个专门放置随葬品的隔间[7]。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形制的木棺比整木制成的木棺更难以保存下来，因为木板比整木要薄得多。除了朽烂的木棺痕迹，有时也会发现一些铜钉或铁钉，此外还会发现一些漆皮，可见很多棺木都是髹漆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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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宽尾窄的木棺可能最早出现于北方边境地区的非汉民族墓葬中（图6.3）[9]。内蒙古美岱村出土了一具这种形制的木棺，由4厘米左右厚的松木板拼成，以细腰形的插销拼合而成。棺旁还发现了一些棺钉，可能是用于扣合棺盖的[10]。类似的木棺还发现于深受慕容文化影响的北燕地区，这里还发现了残存的漆皮（上有彩色图案），以及用于搬运木棺的铁柄（图6.4）[11]。此种形制的木棺迅速被中原墓葬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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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内蒙古札奈诺尔出土木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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