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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辽宁出土木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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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甘肃出土木棺底板星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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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墓葬里，木棺本身已经朽烂，但棺钉得以保存下来，不过棺钉数量很少，所以棺钉应该不是拼合棺板的唯一方式；而且，棺钉只发现于南方14%、北方21%左右的墓葬里，这表明建造木棺时，木结构的拼合方式还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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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肃嘉峪关和敦煌地区保存完好的木棺来看，木棺确实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木结构拼合方式。尽管在考古报告中并没有解释那对保存相对完好的木棺的拼合方式，但从插图来看，似乎使用了细腰形的插销。这对木棺表面髹黑漆，棺盖以红、黑、白、黄、绿色的图案作为装饰。其中男棺棺盖的前部绘有东王公形象，后部绘有西王母形象，以云纹为背景；女棺的装饰与此类似，只不过主题是伏羲和女娲形象，此外女棺的后挡上还绘有一幅复杂的类似八卦图案，由墨笔绘制的星星和放射线组成（图6.5）。有人说它可能代表了北斗七星，但它与该星座并无明显的相似之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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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最壮观的一具木棺是在宁夏固原的一座北魏墓中发现的，棺身已经朽烂，漆皮也已经支离破碎，但还是能看出木棺表面复杂而精致的装饰，绘的也是西王母和东王公，还有银河、异兽、墓主人肖像以及一系列反映孝悌内容的题材。人物均着典型的鲜卑服束（图6.6、图7.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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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宁夏固原出土漆棺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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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邗江发现的一具南朝木棺也是前高后低，但棺盖呈圆弧状凸出，这也是传统的木棺形制之一。这种木棺的棺盖尺寸比棺身要大，可以看成当地汉代与晚唐之间木棺形制的过渡形态，汉代木棺为方形的箱形，而晚唐时的棺盖与棺身均向外凸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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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从北魏开始出现于洛阳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汉代的玉衣相似，都是为了保护尸体，使之不朽。石棺的使用者很可能只限于皇室成员或其他高级贵族，形制与木棺完全一样，雕刻的图案上还要涂上颜料，显然是为了使之与木棺漆画更相似（图6.7）[15]。这样的石棺发现得很少，也许与石棺造价较高，当时又禁止厚葬有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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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洛阳出土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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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石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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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外表装饰图案的技法多种多样，有的石棺人物形象采用阴线刻出，有的采用减地浅浮雕方法（将背景减去，使人物形象凸出），再用阴线刻画细节（图6.8）。尽管主题相似，但构图并不一致。在1977年发现的一具石棺上（黄明兰有过详细的描述），棺盖表面平坦，但内侧有日、月图案。前挡刻有一扇门，两侧各立有一个身穿官服、手持宝剑的侍者；上方是两只鸟，中间是佛教摩尼宝珠。后挡雕刻有一幅孝子故事图，一位长者坐于辇上，两个年轻人抬辇前行。这个后挡可能原来是某种其他建筑的一部分，在这里被重新利用了。石棺的一块侧板上雕刻的是精美的墓主升仙图，死者乘龙飞升，后面紧跟着随从伎乐和仪仗。另一块侧板上的情景与此类似，不过飞升的是女性。石棺底板的前后边缘分别是青龙和白虎形象，而在边缘的中心部位雕刻的是凶猛的兽首，可能是传说中的方相氏。底板侧壁的12个格子里雕刻的是12种神兽或神鸟形象，其中有些与固原北魏漆棺棺盖上的图像相似[17]。因此，这样的石棺既是保护尸体的容器，同时也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暗示墓主最后的羽化成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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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在四川地区也有发现，反映了汉文化传统的延续。四川石棺的装饰风格有别于洛阳地区，图像主题既有人间的享乐场景，也有关乎天门（升天之门）的内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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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隋一代，石棺仍在使用，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的李和石棺即其一例。石棺前、后挡的上部都呈半圆形，上承弧形棺盖。石棺表面有精致的阴刻装饰，包括升仙、瑞兽、龙和花卉图案。棺盖上雕刻的圆圈可能模仿了衣物的图案，类似的衣物曾在新疆发现，用于覆盖死者的头部和胸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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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其他形制的石棺，如模仿地面建筑的屋宇形。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是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石棺（本书第四章曾提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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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石棺仅是为了保存尸体，按理说它的使用应该更加普遍一些，但无疑石棺的制作成本限制了它的广泛使用，木仍是制作棺椁的基本材料。公元6世纪的文献《洛阳伽蓝记》记载，在洛阳“大市”之北有“奉终里”，专门出售棺椁（包括内棺、外椁）及丧葬用品。据一位从阴间回来的人说“做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棺上若有桑木，则会触怒地府之王。结果，京师洛阳的柏木价格一时踊贵。当时就有人怀疑这个故事是寿材商人编造出来的，目的是操控棺椁的价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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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梯形棺的原因尚不明晰，但在它可能的发源地——北方非汉民族地区，通常在棺的头部放置随葬品，所以头部空间较大的原因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功能上的考虑。不过，中原地区的棺木一般是不太需要这样的空间的。这种类型石棺的微缩模型在唐代用作盛放佛陀遗骸的舍利函，取代了以瓶或其他容器盛放舍利的典型印度式做法。棺形舍利函的使用表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23]。也许还有待更深入的分析，不过现有证据已经可以证明梯形棺很早就与佛教以及佛陀涅槃发生了联系，正是这种与佛教的关系导致了梯形棺的流行，并最终用作盛放圣物的舍利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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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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