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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在隋和唐初，对华北平原的统治还是比较艰难的。参见Robert Somers，“Time，Space and Structur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A.D.617-700），” in Dien，ed.，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369-399，尤其第380～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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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1～9页；Han Zhongmin and Hubert Delahaye，A Journey through Ancient China. New York：Gallery Books，1985，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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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Annette Juliano，“Teng-hsien：An Important Six Dynasties Tomb，” Artibus Asiae，Ascona，1980，fig.52。在纳尔逊艺术馆（Nelson Gallery of Art）里有一件类似的陶俑，参见Jan Fontein，and Tung Wu，Han and T’ang Murals Discovered in Tomb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pi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ers，pp.146-147。在新疆新源附近的天山山脉发现的一件青铜俑也戴着同样风格的帽子，年代大致相当于战国时期，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图90。西藏喇嘛在特定场合下所戴的帽子也与此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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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44页及图版10.9-10；『黃河文明展』，135頁，図版109。这种僧人俑可能代表当时死者家庭中供养的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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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衣物疏刻在一块浅灰色的滑石板上，石板长24厘米、上宽12.7厘米、下宽12.1厘米。这个资料首次发表于《文物》1955年第11期，第134～136页，但详细的论述和文字的考订，参见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1956年第2期，第95～99页。史树青的文字考订后来又刊登于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7～88页。原田淑人进行了进一步的考释，参见原田淑人『增補漢六朝の服飾』，『東洋文庫論叢』（49），1937，185-189頁及図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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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5页，图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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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第318、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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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七章 物质文化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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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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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陶工所能使用的陶瓷原料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差异大大地影响到两个地区的制陶工艺和产品[1]。北方可以从黄土沉积层取土，经过陈腐之后能够获得真正的黏土，而南方陶工所能用的，只有从风化的火成岩获得的瓷石[2]。这种瓷石的优点是，当它与高岭土（其中只有极少量的物质可作助溶剂）混合，经过高温加热（1200℃～1300℃）后，其中的绢云母就成了助溶剂，长石和高岭土融化后，形成一种分布均匀的玻璃质[3]。瓷石是通过水力杵锤从火成岩获得的，可以变为一种富含石英和云母的物质，它像黏土一样具有可塑性，在其中加入少量黏土便可经受高温烧烤，而这是制造独具特色的六朝早期粗瓷器所必需的[4]。这种粗瓷器一般被称作“青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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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青瓷（常指“原始青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6]，不过狭义的青瓷是从东汉时期的浙江地区起源的[7]。青瓷在六朝时期获得了高水平的发展，这要归功于黏土处理技术、釉料成分、窑炉结构以及火候控制方面的改进。这些方面的进步使得瓷器的颜色更加均匀、釉层厚度更加一致、胎体的吸水率和气孔率更小、胎釉结合得更好，这就减少了釉面的开裂和剥落现象[8]。六朝青瓷所达到的成就可以与宋元明瓷器媲美，在黏土的烧结度、玻璃质感和器物的整体品质上已接近现代瓷器的标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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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青瓷的特征是黏土致密，受热时具有很强的收缩性。胎体呈青灰色，很可能是因为黏土中含铁，在还原焰气氛下产生这种颜色[10]，而独具特色的器表颜色则是钙质釉或石灰釉在还原过程中产生的。这种釉有时也被称为草木灰釉，是瓷石、石灰和草木灰的混合物。草木灰来自木材和蕨类植物，后者富含铁元素，在长江流域非常丰富[11]。釉的颜色主要来源于铁的氧化物，尤其是氧化亚铁（FeO），而石灰或氧化钙则是主要的助溶剂。这种釉在品质上要优于以前的任何釉料，颜色介于泛蓝的橄榄绿和浅绿之间。釉料中的氧化钙含量各不相同，平均为18%，铁的含量从1.54%到6%～8%不等，铁的含量较低时，釉色为浅青绿，铁的含量较高时，釉色漆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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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早期的主要制瓷成就之所以出现在南方，是因为这个地区幸免于北方那样的战争侵扰。长江下游的经济稳步发展，甚至一度比较繁荣，这也为青瓷器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到三国吴时期，青瓷仍然在随葬品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随着六朝青瓷质量的提高，它开始取代墓葬中的陶器。同时，它在日常生活方面的用途也更加广泛，并且逐渐取代漆器、木漆、竹器、陶器甚至金属器。青瓷的大量出现也导致了一些新器形的产生，有些旧的器形（如传统的耳杯）逐渐被杯、碗等新器形取代，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社会习俗方面的一场重大变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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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两种形式的窑：圆形的馒头窑和所谓“龙窑”。前者主要在北方使用，后者在六朝时期的南方非常普遍。龙窑是一种又长又窄的窑，建造于斜坡之上，窑头在下端。它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直到今天依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14]。龙窑通常建在丘陵地区，这种地形对龙窑非常有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较高的地势减少了烧窑时可能因潮湿而引起的产品瑕疵；丘陵地形可以保证窑炉的角度达到最佳，通常是8～20度，汉代有的龙窑角度达到了30度；山区木材丰富，有充足的燃料；此外，山地不适宜于农业生产，正好可以用于建造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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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窑由三部分组成：窑头、窑体和窑尾。前部是火膛，一般呈半圆形，上面开有一个小通风口，因此木柴得以充分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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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室本身长而窄，沿山势逐渐上升。窑室的长度与烧成率之间必须达到一种平衡，窑室越长，装烧量就越大，但是，如果超过一定的长度，就很难控制火候和气流，进而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所以，早期的龙窑都无法建得太长，只有在窑室侧壁上增加投柴孔以后，才可能出现较长的龙窑[15]。窑室的地面是自然土层，一般会铺上一层沙子，以防止盛放瓷器的窑具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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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窑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是烟室，用一道挡火墙与窑室分开。挡火墙可以集中窑室内的火焰，进而最大限度地将瓷器暴露于火焰中，并便于提高窑温。在挡火墙的底部等距离排列着一些大小相近的烟道，窑内的烟和废气经此进入烟室，然后排放出去。由于龙窑的坡度可以产生自然的抽力，所以就不再需要烟囱，仅有烟室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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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到晋，龙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表明龙窑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上虞鞍山的龙窑遗址来看，三国时期龙窑的长度已经达到13米多（图7.1）。窑室的后部几乎不见窑具，这说明窑室后部还达不到烧成合格瓷器所需要的高温。既然增加窑室的长度不能提高产量，龙窑就比较短。如果为了装烧更多瓷器而将窑室抬高，实际上也不能增加产量，反而会浪费燃料，使热量过快地散失。因此，东汉到晋代龙窑的特征是短、矮、宽、陡。然而，这种矮而宽的窑室结构很不坚固，容易坍塌，窑的使用寿命很短。只有当热量分配问题得到解决，出现了匣钵和其他窑具之后，才可能将瓷器码放得更高，龙窑才可以变长、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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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浙江上虞鞍山龙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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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是在窑侧增加了投柴孔之后，很可能是从唐代开始的。在长长的窑室侧壁增加投柴孔，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热量，所需燃料减少了，产品的成本也降低了[16]。以丽水县的两座龙窑为例，其中南朝龙窑长10.5米，宽2米，而同一地区的唐代龙窑长39.85米，宽1.7米。对如此长的龙窑而言，为了防止气流的抽力过大，只能采取较小的坡度（唐代龙窑的坡度为10～1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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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六朝南方窑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在判断单件瓷器的窑口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早的窑址位于杭州湾的南边，主要在上虞、余姚、绍兴等地，但也见于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和湖州。这些地区在六朝时期都属会稽[17]（图7.2）。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瓷器生产地：有很多小山丘可以建造龙窑，也有平地可以建造窑工房舍和其他的窑业建筑；有品质极佳的黏土，也有提供燃料的树林；还有便捷的水运条件。仅在上虞地区，从东汉至三国吴时期的瓷窑遗址数量就增长了四五倍，这表明这些瓷窑的产品是相当受欢迎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