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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下游地区，其他已经确定的瓷窑遗址还有均山窑、瓯窑、金华窑、德清窑[19]。其中均山窑也被称为南山窑，位于宜兴地区，这里商道极其便利，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均山窑的产品与会稽地区瓷器相似，不过质量略有逊色。胎质较脆弱、粗糙，吸水率较高。黏土未经充分处理，铁和钛的含量较高，所以胎体的颜色呈灰色、深灰色或略带红色。这也是造成胎体的吸水率较高、玻璃质感较差的原因。此外，由于胎釉结合不够，常常发生釉面龟裂和剥落的现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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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南朝窑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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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窑以浙江南部的温州为中心，由于地处福建北部的沿海地区，又靠近可通航的内河，所以也享有便利的商业条件。正是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温州很早就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器物的胎体白中略带灰色，釉呈淡青绿色，釉质达到了相对较高的半透明状态。不过，由于器物有时并没有完全烧结，所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尤其在早期更是如此，釉面常常剥落，颜色也不均匀。到东晋时期，产品质量得到了改善，不过南朝时又开始衰落。在瓯窑窑区，由于极少使用装饰性花纹，所以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以褐釉或黑釉装饰的手法。主要有两种装饰方式：一是在器物口沿和肩部装饰点彩，或在肩、腹部组成褐色图案；二是在器物的不同部位装饰长短和粗细不一的长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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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生产的瓷器是婺州瓷，长期以来被当成唐代的一个瓷器品种，直到近年才发现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这里的早期瓷器都相当粗糙，施釉不均，胎釉结合得也不好，器物颜色略带黄色，脱釉处能看到黄色的结晶。这个地区适于制作青瓷的黏土较为稀缺，而大量存在的是一种富含氧化铁和二氧化钛的黏土，所以瓷胎呈较深的紫红色（著名的宜兴紫砂壶的颜色），这会影响到釉的青色。为了掩盖胎体的深色，可以在胎上涂上一层白色化妆土，与釉发生反应后会产生一种圆润柔和的效果，在绿灰或绿黄之间会出现一些褐色的斑点，不过这种做法也会加剧釉面的剥落。婺州窑瓷器质量的提高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到唐宋时期，才开始享有盛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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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窑地处南至余杭、北到吴兴之间的地区，东苕河流经该地区并汇入太湖，为德清瓷销往外地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德清窑也生产青釉瓷，但主要产品是一种深褐釉或黑釉瓷器。瓷器的胎体颜色不一，有砖红色、紫色或浅褐色，化学成分与太湖对岸的婺州窑瓷器相同。当然，釉色较深并不是受了胎体颜色的影响。施青釉时，会像婺州窑一样在胎体上涂上一层白色的化妆土，形成一种颜色较深的青釉，这种釉色被称为青绿、豆绿或黄绿，釉层均匀并具有较好的光泽。黑瓷的釉层较厚，色黑如漆。其釉色之深，是由于釉中含有高达8%的氧化铁。德清地区的瓷窑仅活跃了一百年左右，但从东晋到南朝早期，黑瓷十分流行，远至四川都发现了这种黑瓷的标本[22]。青釉瓷有时也将青釉和黑釉结合使用，即在青瓷表面饰以褐色或黑色的点彩。以含氧化铁的釉在青瓷上做装饰，一般采取点彩的方式，而不用线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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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报告中极少推断随葬瓷器的窑口，南京卫岗西晋墓的报告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报告提到，这座墓出土的青瓷呈浅灰色，胎体致密，质量上乘，但在器表露胎的部位，由于含铁量高，呈深红色。这个特征是浙江地区窑口的典型特征，与江苏地区生产的那种胎体白黄、质量粗糙的瓷器有着明显不同。报告进一步指出，其釉色与金坛发现的壶和南京发现的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虎子相同，而这两件器物被认为是会稽地区的上虞窑生产的。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卫岗西晋墓发现的青瓷制品是浙江上虞窑的产品[24]。这种窑口的判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时的贸易路线和商业活动范围的了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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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江浙范围内的太湖地区一直是青釉瓷器生产的中心，但其范围却在不断地向外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窑场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颜色和种类也愈趋多样化，新的青瓷窑址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被发现，如四川成都的邛崃窑[26]以及福建的一些窑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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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性瓷器，可以以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瓷器为例。三国吴时期，这个地区已经开始生产原始青瓷和青釉瓷。瓷胎呈紫红色或浅灰色，瓷釉为黄褐色或浅黄色，施釉不均，极易剥落。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称为瓷器。尽管这个地区有很多与其他地区相同的器类，但还是体现出一些地方风格。这个地区在西晋时期开始使用瓷土，胎体致密，颜色呈深灰色或灰白色，釉色为黄绿色，不过当时还不能很好地控制颜色。由于胎釉结合不好，釉面会出现裂纹，有时还会完全脱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使在主要的瓷器产地也难以解决，唐代才真正找到解决的方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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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各种各样的装饰技法被广泛运用，如延续了汉代的刻花、印花、贴花、堆塑、镂空等技法。装饰纹样包括几何纹和花卉纹、动物纹（最常见的是兽首纹）和人物纹。几何纹包括网纹、菱形纹、圆点、云纹和联珠纹，很可能模仿了当时的纺织物纹样，一般呈条带状装饰在器物口沿、肩部和器身之上（图7.3）。这种纹饰带在东汉至西晋时期最为盛行，但从西晋中期开始，纹饰带开始简化，通常只有一两条简单的凸弦纹或凹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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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器表纹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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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地区的花卉纹主要是莲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实物是莲花尊，器身布满了莲花装饰。莲花母题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29]。最早的莲花装饰只是简单的模印图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为精美的浮雕莲花。莲花纹在南朝时期尤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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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纹也被用于器物装饰，一般是贴附的兽头，有些还附有衔环（即衔环铺首）。这种铺首图案一般位于纹饰带内，此外，器身上也会贴附兽头或整个动物、神灵的形象。在此前提到的魂瓶上还发现了引人入胜的人物、动物和建筑物共处的立体式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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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是六朝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即使最贫穷的人的墓里也会随葬一两件青瓷器。青瓷器由于具有便宜、耐用、防水的优点，东汉时期开始作为青铜器和漆器的替代品出现，最早的青瓷器形就是对它所替代的青铜器和漆器器形的模仿。青瓷器特有的新器形从东晋开始出现，标志着中国陶瓷史上新时代的到来[30]。根据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大量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青瓷器的发展历程（表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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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南朝陶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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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公元220～280年），青瓷形制为腹径靠上的球形腹，在整个六朝时期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向瘦高发展。盘口壶呈较矮胖的球形，小口、短颈、高肩，器底较小内凹，这种形制的器物很不稳固。其他器物都有着类似的外形，如唾盂和罐。矮胖的器物造型也表现在碗和洗上。极具六朝特色的器物——鸡首壶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在壶或罐上加上简化的鸡首或鸟首，有的还在器物两侧加上翅膀造型。在下一个阶段，鸡首壶成了最具特色的造型[32]。其他的动物形象有的是作为装饰，有的则是作为器物的造型，后者如蛙形水注、狮形或羊形的烛台、熊形灯。这个阶段的器类还包括扁壶、谷仓罐、耳杯、砚台和熏炉。虎子是一种虎形的尿壶，汉代以前就已出现，并一直在生产。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纪年的虎子是一件非常著名的实例，上面的铭文记录了它的产地和陶工的姓名。这些虎子的臀部呈扁平造型，因此可以竖立在窑室内，从而节省了空间。此外，独特而生动的魂瓶也出现在这个时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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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公元280～317年），在西晋时期的南方，青瓷器向愈加修长的方向发展，但器壁增厚了。为了减弱器形的厚重感，碗碟类器皿的口沿做得相对较薄，洗的口沿内卷，盘口壶的口沿上做成了一道凸棱，从而形成一种轻薄的效果。瓷器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引起了器物造型上的一些变化。为了增加产量的需要，窑室里的器物码放得更高了，这就要求器物的平底更加厚重，以便承受更多的重量，但更加美观的圈足却也因此被舍弃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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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是第三阶段，是青瓷制造的成熟期和鼎盛期。瓷窑的数量和瓷器的生产规模都扩大了，这点可以从当时墓葬里发现的大量青瓷器得到反映，即使最小的墓葬中也会出土几件，表明当时青瓷器的产量已经很大。此外，制作工艺和产品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釉料选择上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所以釉色也是丰富多彩。胎釉之间的结合力得到了提高，釉面剥落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由于釉的半透明性和光滑性达到了新的高度，青瓷的自然之美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为发展新的造型和装饰创造了有利条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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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产品种类较少，日用器皿占绝大多数，而各种模型器和随葬专用的魂瓶消失了。鸡首壶出现了把柄，但总的来说动物造型减少了。器物的发展趋势是在现有器型的基础上朝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由矮胖向修长变化的趋势依旧延续，口沿和底足变宽，更加重视器物外观的美观。在装饰方面，素面的占多数，装饰更加简化，早期盛行的浮雕、模印和刻画花纹逐渐衰退。器物肩部和器身上的纹饰带也演变为简单的交叉线条，越来越多的器物仅在器身上装饰凹弦纹[36]。西晋出现的深褐色点彩装饰，东晋时期成为瓷器装饰的重要特征。此外，由于施釉技术大大提高，釉面上的开片也成为一种有意而为的装饰。制瓷工艺的进步，使得陶工终于摆脱了早期青铜器和漆器的束缚，而有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瓷”作为青釉器的称谓，在晋代开始出现，用来特指陶瓷器里的一个独立门类——瓷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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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以后的南朝（公元420～589年）青瓷仍然沿着原来的轨迹发展：以日常器皿为主，已有器形更加规范化，外形更加修长，器表极少装饰。斜方格纹饰带和其他印花装饰消失，蕉叶纹器上的耳亦不再流行，而莲瓣纹开始大行其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莲瓣装饰愈趋繁缛，往往是刻画的高浮雕图案。到六朝末期，壶罐类造型变为更加修长的优美曲线。以壶为例，三国时期壶的高度和口径之比为1∶1，而到六朝末期比例变为2∶1。由于某种原因，唾盂的演变趋势正好相反，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矮胖。鸡首壶的把手变为龙首形，紧紧衔住器物的口沿。这个时期的器物继续朝着简化和优雅的方向发展，有些器物的装饰十分华美，表明经过六朝的发展，南方地区已经很娴熟地掌握了瓷器的生产工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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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以“南青北白”来概括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但是，六朝时期的北方陶瓷史要复杂得多。当北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后，陶瓷生产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并且直接对唐代的陶瓷业产生了影响。而且，与南方几乎只有青瓷相比，北方瓷器的种类更加丰富，表明北方在陶瓷生产上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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