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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瓷”的概念很广泛，既包括粗陶器和瓷质器，也包括真正的瓷器，所以翻译成英文比较困难，参见东方陶瓷学会（Oriental Ceramic Society）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编写的Chinese Translations No.9（1979）的注释。这种瓷器的所谓“青色”，概念也很广泛，包括黄色、橄榄色、绿色和蓝绿色；“青瓷”的概念在中文里也非常宽泛，可以指绿釉器、原始青瓷、硅酸盐粗陶器或越窑器，越窑因其主要产地在古越州而得名。为了将这种早期阶段的越窑器与唐代及以后的越窑器区分开来，有时也可将其称作旧越窑器。本书所指的越窑器与中文里的用法一致，专指这一特定地区生产的瓷器。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有一篇关于公元3～4世纪青瓷的特别重要的文章，详细论述了这种瓷器的生产情况、窑炉结构、技术传播等，也讨论了陶瓷生产的社会经济学问题，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这篇文章为青瓷的研究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标准，参见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De L’efficacité plastique à la productivitè：Les grès porcelaineux de Jiangnan aux Ⅲ-Ⅳ siècles du notre ère，” T’oung Pao 84（1998）：21-61。或许由于所用文献资料的不同，本人的研究与这篇文章在某些细节方面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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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浙江衢州的发现，参见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发现原始青瓷》，《考古》1984年第2期，第130～134页及图版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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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青瓷起源问题的讨论，参见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第102～103页。这种器物无疑成为后来唐越窑器和宋龙泉窑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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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釉面剥落的现象与热膨胀率有关。由于制作青瓷的原料是一种高硅低铁的黏土，所需烧成温度较高，而釉的烧成温度又相对较低。因此，当釉已经玻璃化时，胎还没有完全烧成，胎釉之间的结合还不是很好，很容易导致釉面的开裂或剥落现象。参见蒋赞初、熊海堂、贺中香《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第290页。关于陶瓷生产的大量技术问题，参见叶喆民《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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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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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sahiko Sato，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and Tokyo：Weatherhill/Heibonsha，1978，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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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sahiko Sato，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and Tokyo：Weatherhill/Heibonsha，1978，p.35。石灰可通过燃烧石灰石、白垩或贝壳获得。在加热至800℃时，碳酸钙释放出二氧化碳，变成氧化钙，氧化钙作为助溶剂，在硅化合物（石英和燧石）上产生玻璃质的釉，而各种黏土和火成岩中富含的氧化铝则使釉硬化并附着于胎上。Wood所说瓷器上的釉以往被称长石质釉，是一种误导，因为釉的主要成分并非长石。参见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p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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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51页。另参见夏鼐《跋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第106页。他认为氧化铁会导致橙黄色甚至深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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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39页；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From the Ear-cup to the Round Cup：Changes in Chinese Drinking Vessels（2nd to 6th century AD），” Oriental Art 48.3（200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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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下讨论中的很多材料都是基于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期，第57～62页。《中国陶瓷史》中也有一些关于龙窑的论述，可能也是该书撰稿之一的朱伯谦写的，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52～156页；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龙窑遗址位于浙江绍兴地区，参见谦逊《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第3期，第23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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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p.34。关于这些投柴孔的出现年代，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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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pp.34-35.Wood解释了增设投柴孔后产生的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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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这个地区在先秦时期为越国所辖，唐代行政区划上改称越州，因此这个地区生产的瓷器被称作越窑瓷，不过，既然越窑瓷指的是唐代越州诸窑的产品，那么将六朝瓷器也称为越窑瓷器就不妥，所以有人建议用“会稽窑”来与唐代“越窑”相区分。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37页；文中还提议以“晋瓷”或“青釉器物”来代表早期越窑产品。关于这个地区瓷窑的分布，参见李辉柄《略谈我国青瓷的出现及其发展》，《文物》1981年第10期，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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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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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对这些窑址进行了讨论，参见“De l’efficacité plastique à la productivitè：Les grès porcelaineux du Jiangnan aux III-IV，siècles de notre ère，” T’oung Pao 84（1998）：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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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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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3～144页。关于这个地区窑址的研究，参见贡昌《浙江武义县管湖三国婺州窑》，《考古》1983年第6期，第567～568页，以及其论文《谈婺州窑》，第22～31页，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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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4～145页。香港冯平山博物馆出版的双语《中国古窰址瓷片展览》（香港，1981）中有窑址出土器物的清晰彩版，也许由于展品的时间跨度较长，书中对瓷器的分类与上述有所不同。书中发表了东晋至南朝时期的上虞窑（第22～25页）、余杭窑（第28页）和萧山窑（第32页）瓷片的照片。我将它们都称为越窑，而该书只将唐代及以后的器物称为越窑器。该书也收录了部分德清窑的资料，参见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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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asahiko Sato，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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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卫岗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71页。另参见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第824～825页，为了确定金华地区墓葬出土瓷器的产地，对不同窑址的产品特征进行了讨论。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讨论了六朝早期青瓷的商业化和瓷业的传播问题，参见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De L’efficacité plastique à la productivitè：Les grès porcelaineux de Jiangnan aux Ⅲ-Ⅳ siècles de notre ère，” T’oung Pao 84（1998）：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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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这些青瓷传播情况的另一种解释，见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考古》1983年第8期，第712～713页，该文认为苏州西晋墓葬中发现的浙江越窑青瓷属于某位上虞地方官的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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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四川青瓷及其地域特征，参见陈丽琼《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第208～229页，四川省史学会《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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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福建的窑址，参见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屏山南朝墓》，《考古》1985年第1期，第28～32页。报告指出，南朝早期和中期墓中出土的瓷器大多数是实用器，但从南朝后期至初唐，瓷器形体变小，制作粗糙，明器化倾向较为突出，参见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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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5页。关于长江中游地区瓷器地域特征的详细研究，参见蒋赞初、熊海棠、贺中香《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第285～294页。他们认为鄂城地区发现的90%青瓷是本地烧造的，在造型和装饰上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仍落后于越窑青瓷；此外，鄂城青瓷在胎釉结合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脱釉现象严重，影响了器物的美观和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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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柳涵：《漫谈中国古代的莲荷图案》，《文物》1958年第9期，第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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