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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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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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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第358页的表格显示了“琉璃”与“料”的区别，但在其他的一些报告中，所谓的琉璃耳环和琉璃珠却被描述为“半透明”，参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第82页；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2辑，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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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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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张彦煌、龚廷万：《四川昭化宝轮院屋基坡崖墓清理记》，《考古》1958年第7期，第30页。文中将墓葬出土的珠子描述为玻璃，但第27页的表格中又称为琉璃，这可能是笔误，也可能就是称呼上的重复。关于这个问题，另参见Edward Schafer，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pp.235-237，谢弗更关心唐代的称呼，而不是现代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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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Yoshito Harada，“Ancient Glas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cta Asiatica 3（1962）：57-69。Harada（原田淑人）似乎认为所有的早期玻璃都是输入品。Krykov重点讨论了丝绸之路贸易中玻璃的重要性，M.V.Krykov，“The Silk Road：The Glass Road，” in Ildikó Lehtinen ed.，Traces of the Central Asian Culture in the North：Finnish-Soviet Joint Scientific Symposium held in Hanasaari，Espoo，14-21 January，1985. Helsinki：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1986，pp.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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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三国志》卷30，《太平御览》卷808也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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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世说新语》卷1。玻璃板在公元1世纪时开始在西方使用，但没有实物材料表明当时已传入中国。承蒙John Kieschnick提醒，使我注意到这则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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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Doris Dohrenward，“Glass in China：A Review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p.426，认为，中国的玻璃工艺远不能与青铜器、漆器和陶瓷工艺相媲美，因为这种材料只在少数几个时代受到珍重，其中之一是汉代以后作为一种珍稀舶来品受到珍重，受到珍重的原因可能因为其透明，与佛教所要求的纯洁与高尚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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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这些讨论多基于安家瑶的权威研究，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3～448页。另参见Henderson的译文，Mathew Henderson，“Early Chinese Glassware，”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Translations Number Twelve，foreword dated 1987，p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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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5～416页；Mathew Henderson，“Early Chinese Glassware，” p.3，此处将姓氏“王”误译为“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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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参见《世说新语·排调》。另在《世说新语·僻陋》中有琉璃碗与金澡盆相配使用的记载；《世说新语·汰侈》记有晋武帝的一顿盛宴，餐具皆为琉璃器。这些典故皆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第45页）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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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第6～7页；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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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1957年第3期，第33页及图版10.4；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7～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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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以下玻璃器的例子多引自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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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这件玻璃碗的报告尚未发表，线图参见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图1.2。另外两件与之非常相似，一件发现于日本奈良橿原，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图版5.1；另一件发现于南京东晋墓，参见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第19、21页及图69。后者的器底上留有漆器痕迹，可能圜底之下曾有器座，参见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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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及图2、图版8.3-8.4。原始报告参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第22页，该报告只报道了玻璃器的碎片，不过后来被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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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Marc 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Carried out and Di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 by Sir Aurel Stein. 4 vols.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8，p.756，and pl.CX；斯坦因详细描述了这件器物：玻璃杯呈透明的白色，略微泛绿，小平底，器壁略呈外弧，口沿厚而平；饰有凹地圆点纹饰带，凹地上突起七个圆形圜带，其上又有两圈椭圆形带。此器虽破碎，但已完整修复，高2.25英寸、底径7/8英寸、口径2.69英寸。另参见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及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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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第14、12页及图26、图版3.1；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174页及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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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这首赋散见于《艺文类聚》卷73、卷84，此处引文依据严可均（1762～1843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2000页，据广州广雅书局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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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魏书》卷102；《北史》卷97。这段文献被译成英文，参见Joseph Needham，with Wang Ling，and Lu Guei-djen，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4.1，p.108-109。尽管西方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使用这样的玻璃窗，但中国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窗玻璃。程朱海在其文章《试探我国古代玻璃的发展》（《硅酸盐学报》1981年第1期，第101页）中也引用了这段文献，但另加上了一段关于玻璃工艺失传、天竺人来华做玻璃的记载，我不知道他的文献出自哪个版本。《北史》卷90称玻璃制作技术在隋代已失传，粟特人后裔何绸重又发现，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33页；Joseph Needham，with Wang Ling，and Kenneth G.Robinso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4.1，p.109。原田淑人为证明舶来品玻璃器的较高价值，引用《洛阳伽蓝记》关于北魏河间王元琛夸富的记载，元琛的财物中就有来自西方的琉璃碗，参见Yoshito Harada，“Ancient Glas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cta Asiatica 3（19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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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中文里的“纯碱”即Soda Ash（苏打灰），参见Edward Schafer，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pp.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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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艺文类聚》卷84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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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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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第252～259页；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23～424页及图版8.6、10.1。玻璃吹制技术直到公元3世纪才从西方传入中国，而此前吹制玻璃产品已输入中国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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