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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3 山东沂南出土疑似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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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南传说”观点者也难以解释发现在北方的早期佛教遗存，如山东沂南画像石柱上所见的带有项光的雕像。这个雕像与通常所见的佛像不是很相似，但它的正下方有一个跪姿像，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尽管不见项光，但似有光芒从双肩发出，而这正是后代佛像的一个明显特征（图13.13）[28]。至于其他的相关图像，还包括藤县发现的石刻六牙白象图（可能与佛传内容有关），以及和林格尔墓葬壁画中发现的舍利盘[29]。关于佛教传播路线的争议热度不减，但还没有见到哪一方占绝对上风。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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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长江而下到今天的鄂城（即六朝时的武昌），这里一度是吴国的首都（公元222～229年），也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军事据点。据说早在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这里就建立了一座佛寺，内塑两尊佛像，这是吴晋时期所建六座寺庙中最早的一座[30]。有证据显示，当时也有外国僧人在此传佛和译经[31]。这些寺庙早已不存，但当时的一些佛教遗存得以保存下来。在鄂城发现的一座永安五年（公元262年）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弧边杏形的鎏金铜牌，上面有一尊镂雕的佛像（图13.14）[32]。铜牌长3.05厘米、宽3.1厘米、厚0.1厘米，佛像立于鼓形座上，身侧饰有两朵莲花，并有肉髻、项光和飘带。铜牌的用途不明[33]。在同一座墓里还出土了四件跪姿的侍者俑，前额有白毫相（图13.15）。在当时的日用器物上也发现了一些佛像材料，如一座东吴后期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陶瓷熏炉，炉缘上的像被认为是佛像（图13.16）[34]；西晋瓷器上也能见到贴塑的佛像（图13.17）。鄂城是铜镜的产地之一，有些铜镜上也有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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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镂雕佛像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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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鄂城出土白毫相跪姿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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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6 佛像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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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7 贴塑佛像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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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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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在铜镜上的出现与西汉以来铜镜上常见的西王母、东王公形象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造像渐自成体系，但在佛像产生的过渡时期借鉴了一些外来的图像元素[35]。这些铜镜可以分为三型：A.三角缘神兽镜；B.平缘神兽镜；C.夔凤镜。在日本也出土过许多这样的铜镜，它们的时代和产地使得对铜镜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巫鸿指出，日本的A型铜镜上，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头戴三山冠、肩生羽翼状波浪纹（火焰？）、禅定印式的手势、印度式的外衣、头有项光等，不过根据这些特征就认定为佛像还要存疑。但随着肉髻的出现，就可以较为明确地认定为佛像了。在奈良发现的一件此类铜镜上，由六个乳突将铜镜分为六段，其中三段装饰神兽纹，三段装饰西王母、东王公和佛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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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日本的B型铜镜也被认为产自中国，但图像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不确定性。这种铜镜有四个乳突，乳突周围盘绕着蛇形神兽，镜面分为四段，其中两段各有一尊带肉髻和项光的佛像，坐于莲花座上，其旁侧立一像；另两段则为一尊立佛，两旁各有一个坐像，三像都有肉髻和项光，这两段与前面的两段交替排列[37]。这种类型的镜子除了鄂城所见[38]略有不同，都是多种神像的混合，但其中只有一种可以认定为佛[39]。巫鸿将这种镜子断为东汉晚期至公元3世纪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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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铜镜（夔凤镜）在外形上与前两种大不相同，用浅平浮雕方式制成，缺乏其他镜子的那种可塑性。镜子的纹饰以四叶状纽衬组成的内区为特征，每一个叶片上都有一尊佛像，有的是单尊像，有的则有一个胁侍像。叶状纽衬之间是成对的凤凰图案，即“夔凤镜”之“凤”；镜的外区靠近平缘处是附加的半圆形组成的装饰带，半圆内含有神祇和动物图案，即“夔凤镜”之“夔”（图7.32）。这类铜镜被认为是公元3世纪的东吴产品[40]。巫鸿总结说，佛像与东王公、西王母等其他神像混合，甚至共用了某些图像元素，这表明当时它们在祈求长生与幸福的含义上并无二致；那时对异域题材的采用很可能因为它们与其他神祇具有同等的神力，而不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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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早期的南方地区，从吴、东晋到南朝时期，佛教主题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魂瓶（也叫谷仓罐）和其他器皿上也出现了贴塑的佛像，尤其在盂，甚至唾壶上[42]。也有些塑像的双眼之间有白毫，这是佛的体征之一。根据杨泓的观点，西晋以后随着佛教信仰的深化，崇佛较以往更甚，莲花纹也开始作为装饰图案取代佛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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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时南方地区以佛像作为装饰的做法到公元4世纪中期渐不流行，而到公元5世纪便消失了。与此明显不同的是，北方地区早在公元4世纪时，佛像就已经作为肖像出现，而不只是装饰元素。南北方的差异可能也反映了南北佛教的功能有所不同，不过这个问题尚需全面探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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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佛像的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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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不同的是，传统的中国雕塑很少具有庆祝或纪念的功能，我们从未发现帝王或战功卓著的将军的塑像就是一个明证。中国古代的雕塑（往往由无名工匠制作）都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如以墓俑形式出现的雕塑，旨在陪伴死者进入另外的世界，就像帝王陵墓的“神道”雕塑一样；或者更重要的是，以佛教信仰（也有道教信仰）的礼拜对象形式出现。佛像在宗教仪轨上的作用非常重要，它的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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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早期佛像的文献记载并不明晰，如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在位）时期以金银造佛像的记载就并不可靠，因为它的出处年代相对较晚[46]。另一点不确定的是，这些佛像是否从西方输入。晋朝僧人昙摩罗在洛阳建造的法云寺里有许多宗教遗物与法器，其中包括明确地注明来自西方的“像”[47]。不过，也有人根据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笮融造像的记载，认为中国在当时已经开始铸造佛像了[48]。另一则关于中国早期金属佛像的记载是在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朝臣荀勖铸造了12身佛和菩萨像立于洛阳的寺院里。不过，亚历山大·苏波（Alexander Soper）非常怀疑此事的真实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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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波广泛收集了关于六朝佛教艺术的文献资料，发现很大一部分都与佛像的神异现象有关，如佛像发光、佛徒显现、厄运降至时佛像流汗和流泪等。据说有些佛像最早是按照阿育王的要求制作的，后来在海上或地下被人发现。还有一些佛像是由僧人按富有的长老要求，或通过一些个人的捐赠而制作的。至少有一例这样的记载，如僧人法匮“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设大会”[50]。僧人一般都是这类造像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作为上层精英人士的戴逵（卒于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及其子戴颙据说精于制作佛像，不过一般制作佛像的工匠都没有留下姓名。文献中提到，一些著名的佛像往往受到狂热的追捧，而当发生变故时，佛像会在城市之间迁徙。例如，公元4世纪早期在广州附近的海上发现了一尊像，当地刺史将其打捞上来，安置到了武昌的一座寺里，后来名僧慧远通过诵经，又将其移往庐山。隋代时这尊像显圣，拯救了一位遭土匪威胁的虔诚僧人的性命，据说这尊像到唐朝早期还在[51]。又如，鸠摩罗什将一尊为乌孙王造的檀木佛像从龟兹先后带到凉州、长安和建康，几番辗转之后，于隋代立于扬州的寺庙里[52]。从这些著名造像以及其他同时代佛像的来源来看，每一尊佛像都有一个著名的出处和典故，包括一些相关的神异事件，而这也是它们受到高度尊崇的原因。尽管有些这样的造像存在了数百年，甚至到唐代还能见到，但文献所载的那些早期佛像无一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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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也提到，有些高达16尺（约3.9米）的鎏金铜佛像在一些地方曾经冠绝一时，尤其在南方地区。当时要获得铸造大型铜像所需的大量铜料并不容易，铜主要是铸造钱币的材料，钱币供应不足会引起一些经济问题[53]。有一次为了获取造像所需的金属，甚至毁了一座可能与蛮人有关的庙[54]。当所需青铜不够时，有时也会削减造像的尺寸[55]。铸造大型的造像往往是非常一项复杂的工程。刘宋明帝（公元465～472年在位）曾计划铸造一尊高14尺（3.39米）的像，但没有成功。梁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又获许造一尊18尺（4.1米）的无量寿佛，预计4万斤青铜就足够了，但当全部铜液都注入后，造像尚未及胸。百姓纷纷捐铜，但铜量仍然不够，最后由朝廷另拨铜3000斤。但当官府还在筹划送铜之时，所拨之铜已被某种神力送到像前，送铜的车辆瞬间消失。新增铜量充足，铜像得以顺利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