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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3 山东沂南出土疑似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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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南传说”观点者也难以解释发现在北方的早期佛教遗存,如山东沂南画像石柱上所见的带有项光的雕像。这个雕像与通常所见的佛像不是很相似,但它的正下方有一个跪姿像,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尽管不见项光,但似有光芒从双肩发出,而这正是后代佛像的一个明显特征(图13.13)[28]。至于其他的相关图像,还包括藤县发现的石刻六牙白象图(可能与佛传内容有关),以及和林格尔墓葬壁画中发现的舍利盘[29]。关于佛教传播路线的争议热度不减,但还没有见到哪一方占绝对上风。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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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长江而下到今天的鄂城(即六朝时的武昌),这里一度是吴国的首都(公元222~229年),也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军事据点。据说早在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这里就建立了一座佛寺,内塑两尊佛像,这是吴晋时期所建六座寺庙中最早的一座[30]。有证据显示,当时也有外国僧人在此传佛和译经[31]。这些寺庙早已不存,但当时的一些佛教遗存得以保存下来。在鄂城发现的一座永安五年(公元262年)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弧边杏形的鎏金铜牌,上面有一尊镂雕的佛像(图13.14)[32]。铜牌长3.05厘米、宽3.1厘米、厚0.1厘米,佛像立于鼓形座上,身侧饰有两朵莲花,并有肉髻、项光和飘带。铜牌的用途不明[33]。在同一座墓里还出土了四件跪姿的侍者俑,前额有白毫相(图13.15)。在当时的日用器物上也发现了一些佛像材料,如一座东吴后期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陶瓷熏炉,炉缘上的像被认为是佛像(图13.16)[34];西晋瓷器上也能见到贴塑的佛像(图13.17)。鄂城是铜镜的产地之一,有些铜镜上也有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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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镂雕佛像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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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鄂城出土白毫相跪姿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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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6 佛像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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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7 贴塑佛像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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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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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在铜镜上的出现与西汉以来铜镜上常见的西王母、东王公形象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造像渐自成体系,但在佛像产生的过渡时期借鉴了一些外来的图像元素[35]。这些铜镜可以分为三型:A.三角缘神兽镜;B.平缘神兽镜;C.夔凤镜。在日本也出土过许多这样的铜镜,它们的时代和产地使得对铜镜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巫鸿指出,日本的A型铜镜上,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头戴三山冠、肩生羽翼状波浪纹(火焰?)、禅定印式的手势、印度式的外衣、头有项光等,不过根据这些特征就认定为佛像还要存疑。但随着肉髻的出现,就可以较为明确地认定为佛像了。在奈良发现的一件此类铜镜上,由六个乳突将铜镜分为六段,其中三段装饰神兽纹,三段装饰西王母、东王公和佛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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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日本的B型铜镜也被认为产自中国,但图像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不确定性。这种铜镜有四个乳突,乳突周围盘绕着蛇形神兽,镜面分为四段,其中两段各有一尊带肉髻和项光的佛像,坐于莲花座上,其旁侧立一像;另两段则为一尊立佛,两旁各有一个坐像,三像都有肉髻和项光,这两段与前面的两段交替排列[37]。这种类型的镜子除了鄂城所见[38]略有不同,都是多种神像的混合,但其中只有一种可以认定为佛[39]。巫鸿将这种镜子断为东汉晚期至公元3世纪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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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铜镜(夔凤镜)在外形上与前两种大不相同,用浅平浮雕方式制成,缺乏其他镜子的那种可塑性。镜子的纹饰以四叶状纽衬组成的内区为特征,每一个叶片上都有一尊佛像,有的是单尊像,有的则有一个胁侍像。叶状纽衬之间是成对的凤凰图案,即“夔凤镜”之“凤”;镜的外区靠近平缘处是附加的半圆形组成的装饰带,半圆内含有神祇和动物图案,即“夔凤镜”之“夔”(图7.32)。这类铜镜被认为是公元3世纪的东吴产品[40]。巫鸿总结说,佛像与东王公、西王母等其他神像混合,甚至共用了某些图像元素,这表明当时它们在祈求长生与幸福的含义上并无二致;那时对异域题材的采用很可能因为它们与其他神祇具有同等的神力,而不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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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早期的南方地区,从吴、东晋到南朝时期,佛教主题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魂瓶(也叫谷仓罐)和其他器皿上也出现了贴塑的佛像,尤其在盂,甚至唾壶上[42]。也有些塑像的双眼之间有白毫,这是佛的体征之一。根据杨泓的观点,西晋以后随着佛教信仰的深化,崇佛较以往更甚,莲花纹也开始作为装饰图案取代佛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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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时南方地区以佛像作为装饰的做法到公元4世纪中期渐不流行,而到公元5世纪便消失了。与此明显不同的是,北方地区早在公元4世纪时,佛像就已经作为肖像出现,而不只是装饰元素。南北方的差异可能也反映了南北佛教的功能有所不同,不过这个问题尚需全面探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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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佛像的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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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不同的是,传统的中国雕塑很少具有庆祝或纪念的功能,我们从未发现帝王或战功卓著的将军的塑像就是一个明证。中国古代的雕塑(往往由无名工匠制作)都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如以墓俑形式出现的雕塑,旨在陪伴死者进入另外的世界,就像帝王陵墓的“神道”雕塑一样;或者更重要的是,以佛教信仰(也有道教信仰)的礼拜对象形式出现。佛像在宗教仪轨上的作用非常重要,它的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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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早期佛像的文献记载并不明晰,如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在位)时期以金银造佛像的记载就并不可靠,因为它的出处年代相对较晚[46]。另一点不确定的是,这些佛像是否从西方输入。晋朝僧人昙摩罗在洛阳建造的法云寺里有许多宗教遗物与法器,其中包括明确地注明来自西方的“像”[47]。不过,也有人根据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笮融造像的记载,认为中国在当时已经开始铸造佛像了[48]。另一则关于中国早期金属佛像的记载是在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朝臣荀勖铸造了12身佛和菩萨像立于洛阳的寺院里。不过,亚历山大·苏波(Alexander Soper)非常怀疑此事的真实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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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波广泛收集了关于六朝佛教艺术的文献资料,发现很大一部分都与佛像的神异现象有关,如佛像发光、佛徒显现、厄运降至时佛像流汗和流泪等。据说有些佛像最早是按照阿育王的要求制作的,后来在海上或地下被人发现。还有一些佛像是由僧人按富有的长老要求,或通过一些个人的捐赠而制作的。至少有一例这样的记载,如僧人法匮“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设大会”[50]。僧人一般都是这类造像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作为上层精英人士的戴逵(卒于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及其子戴颙据说精于制作佛像,不过一般制作佛像的工匠都没有留下姓名。文献中提到,一些著名的佛像往往受到狂热的追捧,而当发生变故时,佛像会在城市之间迁徙。例如,公元4世纪早期在广州附近的海上发现了一尊像,当地刺史将其打捞上来,安置到了武昌的一座寺里,后来名僧慧远通过诵经,又将其移往庐山。隋代时这尊像显圣,拯救了一位遭土匪威胁的虔诚僧人的性命,据说这尊像到唐朝早期还在[51]。又如,鸠摩罗什将一尊为乌孙王造的檀木佛像从龟兹先后带到凉州、长安和建康,几番辗转之后,于隋代立于扬州的寺庙里[52]。从这些著名造像以及其他同时代佛像的来源来看,每一尊佛像都有一个著名的出处和典故,包括一些相关的神异事件,而这也是它们受到高度尊崇的原因。尽管有些这样的造像存在了数百年,甚至到唐代还能见到,但文献所载的那些早期佛像无一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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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也提到,有些高达16尺(约3.9米)的鎏金铜佛像在一些地方曾经冠绝一时,尤其在南方地区。当时要获得铸造大型铜像所需的大量铜料并不容易,铜主要是铸造钱币的材料,钱币供应不足会引起一些经济问题[53]。有一次为了获取造像所需的金属,甚至毁了一座可能与蛮人有关的庙[54]。当所需青铜不够时,有时也会削减造像的尺寸[55]。铸造大型的造像往往是非常一项复杂的工程。刘宋明帝(公元465~472年在位)曾计划铸造一尊高14尺(3.39米)的像,但没有成功。梁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又获许造一尊18尺(4.1米)的无量寿佛,预计4万斤青铜就足够了,但当全部铜液都注入后,造像尚未及胸。百姓纷纷捐铜,但铜量仍然不够,最后由朝廷另拨铜3000斤。但当官府还在筹划送铜之时,所拨之铜已被某种神力送到像前,送铜的车辆瞬间消失。新增铜量充足,铜像得以顺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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