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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铜佛像的铸造工艺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但应该是先用黏土制成等大的模型，再在其上涂上一层蜡，蜡层的厚度就是将要取而代之的青铜的厚度；还要做出一个蜡条或浇道系统，以便排出空气，使得金属能够均匀地分布；再在蜡面敷上黏土形成外模；加热后蜡会熔化排出，于是在内外模之间形成一个空腔，再将铜液注入。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浇注并不需要添加铜。最后是砸碎外模、除掉内核。在上述那次铸像中，当外模被打开时，佛像的袈裟边缘还能看见两枚没有熔化的铜钱。与其他佛像一样，这尊造像也显示了神迹，甚至内模也发出神光。在这尊佛像行将移往光宅寺（梁武帝以前的府邸，后来捐为寺）时，负责此次造像的名僧僧祐见像边夜有光焰，并听见礼拜之声，但进去一看，一无所见。还有人听见数百人协力抬着佛像过桥的声音，但也是一无所见。这尊佛像的背光和趺坐是后铸了再加上去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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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里还提到北魏高宗（公元452～465年在位）曾造五尊释迦牟尼像，每尊高16尺（4.4米），共耗费赤金1.25万公斤，这些赤金似乎有些少；北魏献文帝也赐造了一尊高43尺（11.83米）的巨像，耗费5万公斤铜和300公斤黄金。苏波猜测献文帝造像所用的工匠可能是来自南方的囚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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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巨像之所以无一保存至今，无疑是因为铜与钱等价。根据记载，即使在当时，也有将铜像熔化的事件发生。比如，曾有盗贼偷走铜像，熔以铸钱[58]。又如，当梁朝的建立者萧衍军费耗尽时，兄弟将襄阳的一尊大佛熔化了铸钱。正如苏波说，这样的事件在当时可能相当常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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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佛教的虔敬，当时明显存在对铜和其他材料的大量需求。刘宋孝武帝（公元454～464年在位）曾为瓦官寺造金像32身，这也使得该寺成为都城480寺中最著名的一座[60]。始建于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江陵河东寺在隋代曾有名僧3500人，另有俗人数千，香火之盛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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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一十三间，惟两行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栾栌重叠，国中京冠。即弥天释道安，使弟子翼法师之所造也。自晋至唐曾无亏损……殿前塔，宋谯王义季所造。塔内素像忉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铜像，宝帐飞仙、真珠华佩，并是四天王天人所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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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寺院装饰华丽、造像宏伟，是佛徒们的崇敬之所，但梁简文帝（公元560～565年在位）还是表达了对寺院不易接近的担忧，当时佛像只在佛诞日才会展示，随后佛像即被封存、寺门被关闭。他主张用严实的琉璃窗和细密的纱网阻挡扬尘和飞鸟即可，并不认为开放寺院会使佛像受损。从此以后，寺院开始向公众开放[62]。另一方面，为了约束这些宗教行为的过分奢华和浪费，政府也会发布一些禁令，如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和昇明二年（公元478年）就两次要求须经许可才能建寺和造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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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还提到了一些石、木、漆制作的大型佛像，六朝末年还出现了巨大的织物造像。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北周孝明帝用布做成一尊21尺高的毗卢遮那像，周武帝（公元560～563年在位）用织锦做成一尊16尺高的释迦牟尼像，四周有像220个。同样还是周武帝，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宣称佛在心中敬，无知百姓不必耗费太甚，并下令销毁了所有的佛像[64]。随着承光元年（公元577年）北齐的灭亡，这次灭佛也扩展到了北朝的东部地区，僧尼被迫还俗，佛像被毁。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攻克南朝之时，隋朝解除了灭佛的禁令，因此南方地区逃过了那次劫难。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遗存大多数还是在北方，而不是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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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存铜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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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从文献转到现存实物，我们会发现很多疑为批量制作的发愿小铜像，大多数鎏金，高度在8厘米～30厘米之间，主要供信众个人礼佛，祈愿为家人带来神佑与好运。定做这些佛像的人会获得许多功德，可以为故去的父母、亲属祈福，也可为家人甚至所有众生寻求解脱[65]。佛像的制作日期以及供养人的姓名往往刻在基座的前面，这也许意味着佛像主要是用于公共展示的，而不是在家里使用的。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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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其他形式的佛像一样，这种小件铜佛像几乎都发现在北方地区，主要在河北和山东，其次是山西和陕西。也发现过几件传为南朝刘宋的佛像，但它们是特例，而且其中几件的真伪还值得怀疑[67]。当然，这些佛像很多都是在南方铸造的，如南齐明帝（公元494～498年在位）曾铸金铜像一千件[68]。如前所述，南方在这方面的青铜消费可能会加剧因金属短缺而致的经济困境。虽然这种状况可能是南方铜像稀少的原因，但它无法解释为何北方其他地区也没出现这些佛像。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材质选用上的地区差异，北朝东部地区偏好于用青铜而不是石头或其他材质制作这样的发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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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阶段，佛陀和其他佛像要么为坐姿（几乎都是佛陀像，但也包括弥勒），要么为立姿。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佛像是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佛像（图13.18）[69]。在河北保定也收集了一件类似的早期坐佛像，是一件高13.4厘米的鎏金铜佛，可能是公元4世纪制作的。佛以结跏趺坐的姿势坐于狮座上，大肉髻、圆肩、头略前倾、面露微笑、手作禅定印。袈裟为圆领，在前面形成U形的对称圆弧。衣褶从肩部延至肘部，断面呈阶梯状，在腕部外撇。袈裟完全覆盖双腿。基座为方形，双狮坐于两端。佛像后面有低矮的圆形背光，背光顶部有一尊化佛，坐于莲花座上，两侧有飞天。莲花座、化佛和飞天是分别铸造后焊接到背光上的，然后用两根杆子与佛像相连。有迹象表明，整尊佛像最先是安在一个平台上的，很可能原本还做出了双腿[70]。当初造像时，该佛像可能与1975年甘肃泾川出土的佛像相似，有台座、项光和背光，也有华盖（图1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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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8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very Brundage藏鎏金铜佛像（公元338年，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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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9 甘肃泾川县铜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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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坐佛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小铜佛的早期形态，如背光矮粗、狮形基座，整像置于方形台子上，下面还有一个模仿榻（如第八章所述）的基座，这时的榻较为厚重，有的榻足外撇。榻足上有的刻有菩萨或供养人像，足或横梁上往往还刻有发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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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和内蒙古发现了一些北魏时期的坐佛，袈裟的领子较为宽松，右手从其上缘伸出，即采取了“引号变形”的穿着方式。有两件佛像的右手作施无畏印，袈裟搭在左肩上，然后下垂至左臂，再用左手握住一角。袈裟里面的上衣在身前呈一定的角度倾斜，露出右肩和右胸[72]。这些佛像开始注重对台座、榻以及“束腰”的装饰（“束腰”即台子与榻之间的部分），轮廓略似沙漏形，这种造型一直是六朝佛像的一个特征（图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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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0 内蒙古出土鎏金铜佛像（公元4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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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的另一种基本姿势是立姿，一般用于佛陀像或观音像，后者通常右手持一支长枝的莲花蕾，否则以头上是否有冠而不是肉髻来判断是否为观音。立像的背光并非一直垂到最底部，而一般只到膝下，常立于覆莲座上，莲座再置于榻上，佛像的外观与前述坐佛一样呈沙漏形（图13.21）。久而久之，背光的形状变得更加修长，呈树叶形（也称为舟形），顶部变尖（图13.22）。项光上常有莲花纹，或各种题材的同心圆装饰。背光上开始出现火焰状纹饰，这是一种更为繁缛的装饰，火焰突出于背光边缘。榻足也变得更为修长，不再外撇，足的内缘和断面上有的有卷云纹，与当时居室内的榻非常相似。背光的背面偶尔也会有佛像，如一尊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的佛像背光背面有一身高浮雕的思维菩萨像[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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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1 山东博兴出土铜佛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