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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韩信和司马迁对项羽败亡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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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他从前后贯通的历史视野，补充了项羽固执己见和不向历史学习的错误，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他曾经多次批评项羽不采纳范增的意见和不学习周秦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做了具体的说明[3]。韩信是历史的当事人，“汉中对”是韩信当面呈述给刘邦的灭楚方略，其中强调项羽背弃怀王之约分配不公的过失，是直接针对刘邦被分封到巴蜀汉中而言的，是站在刘邦的立场强调反楚的法理依据，未必是项羽的败因。如果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上看，鸿门宴没有诛杀刘邦，大分封没有对刘邦采取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比如将刘邦分封到巴蜀而不追加汉中，才是项羽败于刘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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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总结了导致项羽败亡的四大原因后说：在不过五年时间内，项羽国破家亡，身死东城，至死不觉悟、不反省、不自责，还宣称“这是天要亡我，而不是用兵的罪过”，岂不荒谬！他通过批评项羽的谬误，引出了天意的话题，委婉指出并非是天要亡你，而是另有原因。韩信则简洁明确，他在指出导致项羽败亡的四大原因后说：“从整体上来看，项王名义上是天下的霸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的人心，所以，他的优势容易转化为劣势。”他睿智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是命运转化的决定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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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上“汉中对”时，楚汉战争尚未爆发，项羽携分封天下的威势，手握重兵，坐镇彭城，君临天下，正处在西楚霸王的极盛峰巅。在这个时候，韩信为什么会说项羽已经失去了天下的人心呢？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有所指，指的是项羽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首先失去了秦国人心的事情。他在“汉中对”的后半段中明确指出：“二十万将士，在新安被项王使诈坑杀，唯有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脱逃，秦人怨恨这三个人，痛入骨髓。如今，项王以威势封三人为王，得不到秦人的拥护和爱戴”，换来的是秦人的背离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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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秦崩》中写道：“新安坑杀降卒，使项羽失去了秦国，断绝了项羽入关以后在关中立足的可能。新安坑杀降卒，埋下秦国人民仇恨项羽的种子，使秦国军民从此敌对项羽。二十万秦军被坑杂于新安地下，数百万敌对军民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在尔后的楚汉战争中，秦国军民死心塌地跟随刘邦与项羽血战死斗，关中成为刘邦稳固的根据地，秦人秦军成为汉军的主力部队，归附刘邦的秦军将士们最后追击项羽至乌江岸边，将项羽分尸斩首，种种曲折历史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可以说，新安坑杀秦军降卒，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是项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失败的起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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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错误往往是后续一系列错误的开端。新安坑杀秦军降卒，使项羽无法在关中生根立足，不得不放弃秦国，回到彭城建立西楚。回到彭城的项羽，不得不驱逐已经定都彭城的楚怀王，由此而失去了拥戴怀王的楚国旧臣的人心，促成陈婴和吕青等人后来纷纷离去[5]，也埋下了与范增决裂的种子[6]。项羽在彭城，远离三秦蜀汉，为了弥补地理上的不利，他吞并魏国，将魏豹分封到河东，又将韩王韩成杀害，有意吞并韩国，由此失去韩魏两国的人心，不但促成魏豹背楚，彭越生乱，也促使张良与韩王信死心塌地跟随刘邦，又为自己制造了新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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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众人之心，体现在臣，就是臣心，体现在军，就是军心，体现在民，就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人心。人心可察可用，人心多变如水，人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泛舟掌舵的人，熟悉水性则顺水乘风，往往事半功倍，不察水性则逆流顶风，难逃折楫覆舟。领军治国的人，体察人心则能定国安邦，不察人心难逃国破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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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国破身亡的命运，决定于垓下之战。垓下之战，楚国众叛亲离，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盟国，不得不孤军与诸国联军奋战。垓下之战，指挥联军击败项羽，决定项羽败亡命运的人，正是预言项羽必败的韩信。伟大的韩信，他自己就是从项羽身边离开的人，而且是造成项羽命运转变的关键性人物，他认为项羽必败，“失人心者失天下”，不但来自于他的睿智，也来自他亲身的体验，可谓是历史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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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人心者失天下。历史的后来者，不可不警惕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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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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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记·淮阴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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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如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司马迁选取了刘邦在洛阳南宫酒会上的话，“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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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秦崩》第八章之五“项羽坑杀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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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婴和吕青、吕臣父子，都是最早参加项梁军的楚军将领。楚怀王立，陈婴为上柱国留在楚国都城盱台辅佐怀王，项梁战死，怀王亲政，任命吕青为令尹、吕臣为司徒主持国政，他们都是受怀王重用、亲近怀王的楚臣，后来都脱离项羽，归属了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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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书第四章之五“范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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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亡：从项羽到韩信 后记 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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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献给父亲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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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文史学者[1]。我步入史学之门，父亲是引路人；我开始写作，父亲是最忠实的读者和最细致的批评者，也是最贴心的鞭策者。2010年，父亲米寿之年，失去了对于尘世的眷恋，声言大限已到，去世前告诫我说：“人生无常，万物有主，慎之敬之，留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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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变化不定。无常，短暂不久。人生百年，几近极限。人生苦短，来时不想，去时常思。来时观望未来，去时回首往事。观望未来，多是历程的展望；回首往事，常是终极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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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常”，是父亲在生命结束之前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关怀的是个人的生命，关怀的是人的生命，飘摇的生命在永恒中短暂无定。对于这一点，我很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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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主”，是父亲在生命结束之前的另一终极关怀，他关怀万物，关怀万物的主人，使我深感意外。万物有主，关注的是宇宙万物，相信宇宙万物之上有更高的存在，这是明确无误的宗教关注。父亲不是教徒，生前对于各种宗教都关心，却从来没有深入。他一生沉浸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最关心的是历史，特别是古代中国，古书成了他晚年最高的精神慰藉。对于父亲来说，历史是宗教，古典就是经书。费解的是：在父亲心中，谁是万物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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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后世界的思考，是催生宗教的源头。各种宗教，无一不产生于对于死后世界的超越关怀。天堂、地狱、人间，前世、今生、来世，都是宗教的观念。在佛教传来以前，古老的中国缺少对于死后的关怀，诸子百家关注生，回避死，追求生命的延续，逃避生命的终结，古老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因此之故，古老的中国，有哲学而没有宗教，有天而没有神，有追求而没有信仰，关注兴盛的延续而忽视衰亡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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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论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智慧的孔子，以应当致力于人事的理由，回避了对于神事的倾注，以应当关注生的理由，回避了对于死的追问。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生，在神与人之间选择了人，创造了广及宇宙自然、道德伦理、政治军事的东方理性文化，却与宗教失之交臂，留下了精神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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