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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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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治产业”，应该将“治产”与“治业”分开来解读，“产”为财物、稼穑的经营、增殖，“业”为家宅、房垣的建造、扩大，故而“产”是“生”来的，“业”是“作”来的，故此，刘邦自称的“今某之业”，实际上指的是刚刚完工的未央宫，也就是他家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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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问“太公”，现在我和二哥，谁的房子大、谁的房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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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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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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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商贾”并列，恰恰说明“治生”的对象是“资产”“财富”，而非专指耕种，或者今天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这个民风世俗，既可参考上引“周人之俗”，也可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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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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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汉武帝时，求富殖产仍有这样的观念，贫困者的出路，竟然不是“力田务本”，反倒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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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再看“太公”对刘邦的批评，还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对子弟的“恨铁不成钢”，通俗地比喻下，就是好好的钱你不赚，不去买大房子改善生活，你去搞什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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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搞政治”，其实就是为了“养士求名”，终极目标仍然是为了“出仕”，但这个门槛不一样，受益自然也就不一样，如果侥幸能“知于王”，名士之路自然就变成了将相之路，这应该也是刘邦给自己的前半生所做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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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本纪》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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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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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对刘邦品行的分析，往往只强调后半段，就是对同僚的“狎侮”和“好酒及色”，以此作为“无赖”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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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秦制”举吏除佐的标准，乃至于战国儒家的世风，从来没有强求“清教徒式”的私德，而往往只关注“公德”，比如“厚重、廉洁、守法”，而“好酒、好色”连污点都算不上，要知道，哪怕是信陵君这样的名公子，一样是“饮醇酒，多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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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刘邦品行的另外部分——“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恰恰与韩信的“贫无行”形成对比，明显属于“有行”之人，所以，当然可以“试为吏”，或者叫“推择”为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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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细抠一下字眼，“喜施”，也就是“乐善好施”的名声，这肯定是要花钱的，也就是不赚钱，还要先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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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钱，刘邦也就不可能在秦灭六国之前，到魏国外黄“数”从张耳游，“客”数月。要知道，游侠的“游荡”不但需要本事，也需要名声和财富，否则根本不可能支持其大范围的活动，更不要说几次三番地去和张耳结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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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刘邦肯定是个“败家子”，因为他对信陵君的憧憬表明，他的人生规划与娶了本地“白富美”担任“外黄令”的张耳完全如出一辙。只不过，张耳是“致千里客”并“名由此益贤”，而刘邦的“小家”却根本不支持他复制一遍张耳成为“魏之名士”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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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长的“太公”，嘉许“治产兴业”的儿子刘仲，期待“学而优则仕”的儿子刘交，唯独对于刘邦的这种“野路子”，恐怕并不愿意投资，而刘邦“庶三子”的身份也让他在“分户析产”中很难得到什么优待，以至于对他的“养客”之举，连寡嫂都望而生厌。缺少财富支持的窘境，使刘邦的“名士”之路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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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邦在幼弟离乡求学大把花钱的同时，结束了他短暂的游历，成为一名秦吏，经过几年的升迁，才做到秩百廿石的亭校长，只能在县里或乡里蹉跎岁月，彻底断绝了“扬名天下”的将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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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命运选择急转弯只能说明，刘邦受到了来自父亲“太公”的巨大压力，刘氏家族哪怕饶有资产，也坚决不为刘邦虚无缥缈的“前程”买单，这种明显的“差别待遇”，固然将刘邦拉进了“太公”认可的谋生正轨，其间的羞辱感，足以让刘邦铭记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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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刘邦才在“置酒未央宫前殿”的人生高光时刻，大庭广众之下，将自己对父亲最深的怨恨，以笑谈的姿态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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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刘邦这个人绝对是恩仇必报的性格，且不说因为“刮羹”而封自己亲侄子为“羹颉侯”这种“复仇”，就说“报恩”，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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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侯单父圣）以卒从起沛，入汉，以郎中击布，功侯，二千三百户。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一马，故得侯。[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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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父圣是“卒”出身，就是纯小兵，跟随进了汉中的“元从”，却到了打英布的时候才是个“郎中”职位，要知道，这时候距离刘邦驾崩已经不远了，随从出征，刘邦愣是给他封了二千三百户，就是为了回报他，在自己没发迹时，有紧急情况，他给了一匹马。这种情况，与救命之恩还不一样，纯属“旧恩”，刘邦还能封侯以报，可见他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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