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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刘邦“纵徒”，也就是沛县要解送骊山的“徒”，愿意跟从他的总数不过“十余人”，跟随他的地点是“丰西泽中”，而刘邦宣示的是“从此逝矣”，也就是要“藏匿”，而并非是带领徒众上芒砀山造反，也就是说，刘邦引“从者”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丰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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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和《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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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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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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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召刘季，又从刘季来“沛县”，对应“从高祖起丰”，进而“下沛”。也就是说，在取沛县之前，刘邦的徒众应该就在“丰邑”藏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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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井传说的“芒砀山落草”不同，《史记·高祖本纪》记录刘邦在芒砀山的藏匿，实际是针对“秦始皇东游”这个特殊事件的逃亡，因为地方治安必然因为皇帝出巡的特殊警跸而加强，在邑里躲藏很容易被巡查的秦吏抓捕，所以才特意跑到山中躲避，可见《史记·高祖本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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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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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隐藏之后，吕后和别人一起找他，就说明刘邦并非固定的“聚保山泽”，而是漫无目的地躲藏，而吕后给他编织的神异，后果也不过是“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至于“东南有天子气”和“东游厌胜”的说法，如果是秦始皇本人所言，绝没有传到刘邦耳朵的道理，只能是在“旧楚地”民间传播的谣言在发挥作用，而刘邦本人究竟是“自疑”为天子，还是怕秦朝官府的“治安整顿”，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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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都是小问题，真正的大问题在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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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纵徒”的时间在秦始皇第四次东巡前，也即秦始皇三十七年之前，距离陈胜起兵有近两年的时间，在自己的“家乡”，又有巨富妻族的协助，刘邦的追随者只是从十余人，增长到了数十人，也就是不到百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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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个最终数字是在陈胜反秦声势响彻楚地，连秦朝的沛县令都担心自己被百姓杀掉，想要造反响应陈胜的时候，刘邦聚众的向心力和其他地方造反的“同行”比起来，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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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整理一下史书所述的“聚众起兵”，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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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豨）以特将将卒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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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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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蛊逢，《汉书》：虫达）以（曲城，应为衍字）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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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起时，（郦）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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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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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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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项梁之起……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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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的也有37人，彭越在泽中为盗贼，都有100多人主动追随，其他聚众者甚至有数千人，至于其余的“反王”，项梁在起兵前养死士就有90人，比刘邦拼尽全力拉起的队伍人还多，若论白手起家，郦商“聚少年”四处劫掠胁迫入伙，也有数千之众，对比之下，刘邦在丰邑的起家本钱实在单薄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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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薄”，“薄”到连樊哙、夏侯婴都没有追随，而是在其“取沛”的时候才参与，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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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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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邦的“地方号召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那样强，所谓的“旧贵族”“豪强”“社会势力”等说法，都是严重的过度解读，当他脱离体制身份之后，原本围绕他的社会资源、关系和支持，都逐步剥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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