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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异军苍头特起”做标志，那么，陈婴被拥戴为“王”的时间，必然在秦二世二年十二月之后，却一定在“东阳宁君”与秦嘉“立景驹”之前，因为相比“苍头军”的“张楚”，“景驹”的“楚”距离东阳要近得多，说是“异军（苍头）特起”，就完全不合适了，那么，时间下限也很清楚，即秦二世二年正月，而项梁渡江和陈婴投项的时间都是确定的，《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录为秦二世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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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陈婴绝不可能是一起兵就投入了项梁的麾下，整段记载在时间上，已经可以确认这不是一时一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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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如果“东阳宁君”和陈婴为两个人，那么，“东阳宁君”就不可能以“东阳县”为封邑，因为在陈婴未反之前，秦地不可能封给他，在陈婴反叛之后，这地方也没他的份儿，《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秦二世元年正月，“东阳宁君”与沛公一同在萧西（砀西）迎战秦军失利，也就意味着时间上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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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东阳”籍贯出身的姓“宁”的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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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极小，因为“东阳宁君”与“秦嘉”共立楚王，又带兵转战留县附近，即在泗川郡北部活动，这都需要实力和兵力，横空出世一个月后又神秘消失，未必没有先例，却并不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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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陈婴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东阳宁君”，而只有二者为一人，一些史书记载的未尽之处才能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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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陈婴在东阳起兵之后，与同出“东海郡”的“东楚人”秦嘉联合，一同经略东楚地区，才能在陈胜战败逃跑的大形势下，稳住这一区域，甚至有所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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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陈涉世家》中记录了葛婴在“东线”的扩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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铚、酂、苦、柘、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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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县，地处陈县东方，为泗川郡、陈郡、砀郡交界，并未触及砀县、相县、栗县至睢阳、襄邑、雍丘的睢水主交通线，而秦嘉所部则主要出自淮水、泗水下游诸县，主力也集中在下邳北方的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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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立景驹为王后，这支“楚军”的活动范围记载，扩大到了留县、萧县、砀县、下邑、胡陵、方与，等于将刘邦所控制的沛县也囊括其中，《史记·陈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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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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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尚在胡陵之西北，之前均为魏国的周市所占据，而秦嘉兵团北上至此，并想要沿着菏水西进，越过昌邑、东缗进攻定陶的秦军，说明此地仍在魏国的治下，包括丰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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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这个举动，恰在于对秦军的反应，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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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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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在秦二世二年正月，也正是这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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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闻景驹王在留，往从，与击秦军砀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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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所面对的这一路秦军，并不是章邯攻魏的主力，而是由“别将”司马（应是古“仁”字，颜师古注释为“夷”）率领的偏师，见《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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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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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定楚地”这几个字很有意思，指明了司马的来处为陈县，但其任务是在章邯主力转向魏地后扫荡楚地，所以，其行程很可能在“城父”“下成父”向北、向东扫荡，经铚县越睢水北“屠相”，“屠”有攻克之义，也可理解为屠城，不知何种为确，但相县地属泗川郡，也是故楚地，而“砀”，无论是砀县还是砀郡，都应属故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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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地理表述上，“萧西之战”，在《史记》《汉书》中有不同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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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北击司马欣军砀东，取狐父、祁善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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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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