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03997
1707003998
在“大通汉简”之中，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五百将”也称“五百”，其所统辖的单位为“官”，“官”下又分“前后队”，而“队”的人数不确知。
1707003999
1707004000
但无论是50人一队，还是100人一队，此时的“五百将”都没能统率500人。就如《墨子》中的“五官”一样，这两个名称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即“五百”通“五官”，进而“五官”省称为“官”，也就是500人之主，问题是，被分配为“门将”的“五官”，级别不变，却只能统领一个城门军营处的“百长”，管理100名甲士。
1707004001
1707004002
也就是：
1707004003
1707004004
司马（大将）——门将（五官）——百长
1707004005
1707004006
而一面城墙上的组织要复杂得多：
1707004007
1707004008
司马（大将）——候（四面之将，大率）——队将（五官）——队吏——百长（伯长）
1707004009
1707004010
多出来的“候”和“队吏”都不是一级编制，而是“专业干部”。这就意味着，在城守之中，“五官”的统兵数，无论在城门还是城墙上，都只有100人，而《商君书·境内》的“五百主”可以确定统兵数为500人。
1707004011
1707004012
也就是说，这个官职名虽然在“汉承秦制”中保留了下来，其“内容”已经“有所损益”了，正如《汉书·爰盎晁错传》收录的晁错策论中提到的：
1707004013
1707004014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53]
1707004015
1707004016
这个是不是“古制”无法确定，但“连”的长官为“假五百”，而以1家出1兵来算，1连的兵数应为200人，而非500人，1邑的兵数为2000人，设一“假候”，可见，“候”下为“五百”，属于汉文帝时的“常制”，而“五百”统率不到500人，就像“千人”不会统领1000人一样，那只是“旧制度”名称的残留物。
1707004017
1707004018
而这也表明了，到汉文帝时代，“候”已经不再与“司马”“司空”并列为“专业干部”，而变成了一级编制主官。
1707004019
1707004020
另见《汉官》记载：
1707004021
1707004022
屯骑校尉员吏百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
1707004023
1707004024
越骑校尉员吏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
1707004025
1707004026
步兵校尉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
1707004027
1707004028
长水校尉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
1707004029
1707004030
射声校尉员吏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
1707004031
1707004032
屯骑、越骑、长水校尉为“东汉北军”的骑兵编制，吏士总数略有区别，骑兵编制为828、827、893人；步兵校尉为步兵，射声校尉为“射士”，吏士总数为773、829人。也就是说，总数差距近100人，但是，“领士”数字却硬贴向了700人，这是巧合吗？
1707004033
1707004034
另见《后汉书·百官一》：
1707004035
1707004036
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54]
1707004037
1707004038
很明显，东汉“北军五校”的人数与“大将军五部”的编制体系，都与“大通汉简”中展示的西汉中后期边疆屯驻军队的编制、人数完全不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1707004039
1707004040
答案，应该就在秦末汉初战争中，对“城守营兵”组织体系的发扬上，最终在“发屯战兵”体系之外，构建了一套新的“城守营兵”组织。
1707004041
1707004042
从上文中所引用的《墨子》和《商君书》中的军事组织来看，“战兵”和“守兵”在春秋、战国时代原本合一，即以全民动员为基础的战争组织为主流，无论是“城守”还是出战“三军”，都是壮丁与壮女、老幼共同参与。
1707004043
1707004044
但是，在军事组织编制的过程中，“乘城卒”或称“县卒”，这种常备“屯卒”的存在又担当着“城守”中武力核心的作用，《墨子·号令》中也强调了“营兵”的重要性，即：
1707004045
1707004046
及傅城，守将营无下三百人，四面四门之将，必选择之有功劳之臣及死事之后重者，从卒各百人。[55]
[
上一页 ]
[ :1.70700399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