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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通汉简”之中,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五百将”也称“五百”,其所统辖的单位为“官”,“官”下又分“前后队”,而“队”的人数不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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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50人一队,还是100人一队,此时的“五百将”都没能统率500人。就如《墨子》中的“五官”一样,这两个名称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即“五百”通“五官”,进而“五官”省称为“官”,也就是500人之主,问题是,被分配为“门将”的“五官”,级别不变,却只能统领一个城门军营处的“百长”,管理100名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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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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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大将)——门将(五官)——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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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面城墙上的组织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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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大将)——候(四面之将,大率)——队将(五官)——队吏——百长(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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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来的“候”和“队吏”都不是一级编制,而是“专业干部”。这就意味着,在城守之中,“五官”的统兵数,无论在城门还是城墙上,都只有100人,而《商君书·境内》的“五百主”可以确定统兵数为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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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个官职名虽然在“汉承秦制”中保留了下来,其“内容”已经“有所损益”了,正如《汉书·爰盎晁错传》收录的晁错策论中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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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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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不是“古制”无法确定,但“连”的长官为“假五百”,而以1家出1兵来算,1连的兵数应为200人,而非500人,1邑的兵数为2000人,设一“假候”,可见,“候”下为“五百”,属于汉文帝时的“常制”,而“五百”统率不到500人,就像“千人”不会统领1000人一样,那只是“旧制度”名称的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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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表明了,到汉文帝时代,“候”已经不再与“司马”“司空”并列为“专业干部”,而变成了一级编制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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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汉官》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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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骑校尉员吏百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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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骑校尉员吏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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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校尉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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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水校尉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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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声校尉员吏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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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骑、越骑、长水校尉为“东汉北军”的骑兵编制,吏士总数略有区别,骑兵编制为828、827、893人;步兵校尉为步兵,射声校尉为“射士”,吏士总数为773、829人。也就是说,总数差距近100人,但是,“领士”数字却硬贴向了700人,这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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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后汉书·百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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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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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东汉“北军五校”的人数与“大将军五部”的编制体系,都与“大通汉简”中展示的西汉中后期边疆屯驻军队的编制、人数完全不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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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应该就在秦末汉初战争中,对“城守营兵”组织体系的发扬上,最终在“发屯战兵”体系之外,构建了一套新的“城守营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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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中所引用的《墨子》和《商君书》中的军事组织来看,“战兵”和“守兵”在春秋、战国时代原本合一,即以全民动员为基础的战争组织为主流,无论是“城守”还是出战“三军”,都是壮丁与壮女、老幼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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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军事组织编制的过程中,“乘城卒”或称“县卒”,这种常备“屯卒”的存在又担当着“城守”中武力核心的作用,《墨子·号令》中也强调了“营兵”的重要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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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傅城,守将营无下三百人,四面四门之将,必选择之有功劳之臣及死事之后重者,从卒各百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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