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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05 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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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07 孔子离开鲁国去齐国,恋恋不舍地走,这是离开“父母国”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方面依依不舍,一方面决绝离去,结合后面的评价,其实就是说孔子明断、不拘泥,又有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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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09 孔子和孟子的态度恰恰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对“父母之国”最温情的态度。他们对君主的态度则坚持“礼”和“义”的互相约束,发展到战国末年帛书中记录的“君臣友道”,也就是君臣关系之“朋友关系”,合则建功立业,不合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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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11 “君”和“国”已经初步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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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13 另外,还有一群“功利”主导的“贵族”,对于自己贡献智力换取富贵的“交换”完全直言不讳,对于“父母之国”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可言,更不会影响他们“转仕”他国的决心。这些人心里只有自己,连“父母之国”的概念都不会有,比如吴起,杀妻求将在先,受魏国两代信重在后,晚年投楚国,带着楚军攻打魏国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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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15 这种心态,颇为类似今天流行的说法,“只问利弊,不问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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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17 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贵族”可能会“择君”“择政”,或许有一点儿对“父母之国、坟墓所在”的温情,却绝不会有今时今日的“现代国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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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19 这就意味着,“六国”的存亡根本与当时社会上广大的“贵族阶层”无关。从思想上,臆测他们存在“复辟本国”的动因就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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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21 现实情况是,史书上确实记载着存在“复辟”企图并付诸实施的,只有一个人——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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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23 在过往的说史叙事中与张良并列出现的“旧贵族”,如项梁、项羽、魏咎、张耳、陈馀、景驹、韩成、田儋、田荣等人,“反秦”或许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复辟”则根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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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25 先来说说张良为什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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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27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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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29 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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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31 对比一下张良曾辅佐的“韩王成”的经历,连传记都没有,散见他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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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33 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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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35 及项梁之立木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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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37 注意“韩王成”的原身份,“韩诸公子横阳君”,前者是出身,后者是封爵。类似的还有魏王咎和魏王豹,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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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39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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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41 《史记索隐》还特别注释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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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43 《彭越传》云:“魏豹,魏王咎从弟,真魏后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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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45 有“真魏后”,自然就有“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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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47 “诸公子”一词,在《史记》记录战国时代人时常见,比如平原君赵胜和韩非,也就是某代“国王”之子,但肯定不是正统继承人,甚至连其父是哪代君王都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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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49 与之相反,张良父祖的“五世相韩”却一一明确,这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保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六国后”的血缘身份的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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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51 正因为如此,虽然韩王成、魏王咎号称“六国后”,其与韩国、魏国“正统君王”权力核心的距离,都未必有张良这样的权臣之后亲近,更不用说富贵显赫了。所以,张良的“复辟”执念根本上来自家族荣耀和传统,而非血统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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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6953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这些起家的“六国后”,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正统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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