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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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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离开鲁国去齐国，恋恋不舍地走，这是离开“父母国”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方面依依不舍，一方面决绝离去，结合后面的评价，其实就是说孔子明断、不拘泥，又有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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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孟子的态度恰恰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对“父母之国”最温情的态度。他们对君主的态度则坚持“礼”和“义”的互相约束，发展到战国末年帛书中记录的“君臣友道”，也就是君臣关系之“朋友关系”，合则建功立业，不合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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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和“国”已经初步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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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群“功利”主导的“贵族”，对于自己贡献智力换取富贵的“交换”完全直言不讳，对于“父母之国”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可言，更不会影响他们“转仕”他国的决心。这些人心里只有自己，连“父母之国”的概念都不会有，比如吴起，杀妻求将在先，受魏国两代信重在后，晚年投楚国，带着楚军攻打魏国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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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颇为类似今天流行的说法，“只问利弊，不问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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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贵族”可能会“择君”“择政”，或许有一点儿对“父母之国、坟墓所在”的温情，却绝不会有今时今日的“现代国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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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六国”的存亡根本与当时社会上广大的“贵族阶层”无关。从思想上，臆测他们存在“复辟本国”的动因就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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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史书上确实记载着存在“复辟”企图并付诸实施的，只有一个人——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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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说史叙事中与张良并列出现的“旧贵族”，如项梁、项羽、魏咎、张耳、陈馀、景驹、韩成、田儋、田荣等人，“反秦”或许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复辟”则根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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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张良为什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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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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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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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张良曾辅佐的“韩王成”的经历，连传记都没有，散见他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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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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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梁之立木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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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韩王成”的原身份，“韩诸公子横阳君”，前者是出身，后者是封爵。类似的还有魏王咎和魏王豹，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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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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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索隐》还特别注释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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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越传》云：“魏豹，魏王咎从弟，真魏后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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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魏后”，自然就有“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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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公子”一词，在《史记》记录战国时代人时常见，比如平原君赵胜和韩非，也就是某代“国王”之子，但肯定不是正统继承人，甚至连其父是哪代君王都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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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张良父祖的“五世相韩”却一一明确，这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保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六国后”的血缘身份的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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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虽然韩王成、魏王咎号称“六国后”，其与韩国、魏国“正统君王”权力核心的距离，都未必有张良这样的权臣之后亲近，更不用说富贵显赫了。所以，张良的“复辟”执念根本上来自家族荣耀和传统，而非血统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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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这些起家的“六国后”，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正统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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