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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朝皇帝：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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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国君主：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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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义反王：楚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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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少年偶像：信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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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反常的，就是对楚隐王陈胜的尊崇，省去了楚王负刍之前的楚幽王（故此《史记索隐》记：“系家作‘幽王’，名择，负刍之兄。”[26]对照诸书可知不确）、楚哀王，等于是修改了“楚国”的统绪，陈胜能和秦始皇以及六国君主同列，意味着他的帝王身份被新兴的汉帝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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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这里面没有提及“义帝”楚怀王和“西楚霸王”项羽。后者是刘邦的敌人，以“鲁公之礼”安葬，不承认王位也说得过去，可“义帝”楚怀王这个“旧主”，为什么也不在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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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已故史学大师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一文中给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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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陈胜而不为义帝置守冢，而且户数多，优于其他帝王，正是由于汉初特重张楚法统的缘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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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田余庆先生的结论，需要普及一点儿历史常识，那就是“奉正统”的标志之一，就是“奉正朔”，“正”即正月，“朔”即元日，代指的就是“纪年历法”，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即令天下以“十月”为岁首，用“颛顼历”，后世汉武帝更制之后，则以“正月”为岁首，颁行“太初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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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纪年”“正朔”，就是最重要的政治标志，田余庆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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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其《五星占》中的五星行度和另一种古佚书的干支表，具列秦及汉初纪年，其间有张楚而无秦二世年号……马王堆三号汉墓年代不晚于汉文帝时，该墓帛书以张楚纪年，证明此时人们在观念上尊重张楚法统。其所以形成这种观念，当是由于张楚有首事之功，如果没有张楚，就不会出现灭秦的战争，也就不会有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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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传播的书中，以“张楚”纪年，无疑说明当时的大众观念中，秦始皇驾崩前的秦朝仍是“天下正统”，而秦始皇驾崩之后，已经进入“张楚”为天下正统的新时代，“秦二世”虽名为皇帝，不过是与“张楚”对峙的一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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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还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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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立月表记秦末事，不名曰“秦汉之际月表”，而名曰“秦楚之际月表”，说明司马迁明确地意识到楚在秦末历史中具有独特地位……《史记》中的月表系年未用张楚而用楚义帝，是以义帝代表楚；《史记》中的本纪不立陈胜而立项羽，是以项羽代表楚。与帛书比较，《史记》尊楚虽旧，但张楚陈胜的地位却被义帝、项羽取代了。《史记》以陈胜入世家，比帛书书法降了一等。历代史家对《史记》立《陈涉世家》事，议论甚多，但都难于说透其中的道理。因为，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首事，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不可；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又何必立世家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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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史记》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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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于此确有缺陷，不惬人意而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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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辛德勇教授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他在《马王堆帛书“张楚”注记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之尊汉、尊楚问题》一文中指出，《五星占》等帛书干支表中的“张楚”字样，实为当时的作者添加的“注记”，也就是这一年出现重要事件的“注释”。没有秦二世纪年而由秦始皇纪年代之，也是作者为了便于编年，而非政治立场，不存在什么“尊楚”“尊汉”的初衷，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矛盾”则不能称其为矛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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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指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的“太史公曰”另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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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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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读秦楚之际的历史，个人意见是：发难于陈胜；灭秦依赖于项氏，不只是项羽，还包括之前的项梁；最后是“汉家”平定海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也就是三次“转移”。自古以来，没有受命立朝如此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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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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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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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与“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也是辛德勇教授着重讨论的问题，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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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嬗”实为“变化三次”，也就由秦至义帝之楚，义帝之楚至项氏之楚，项氏之楚再至刘氏之汉，四家更替三次，是为“三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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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如果仅就《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纪年来看，完全正确，也应该符合太史公的初衷，属于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纪年的“严谨”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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