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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淮阴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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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初起，以卒从项梁，梁死属项羽为郎中，至咸阳，亡从入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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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境内》中说，“爵二级以上至不更”称“卒”，则韩信投奔项梁时，应只是“士爵”，后来又有升迁，成为“无所知名”的“宦于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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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六七个月后，项梁被章邯击败，残部归属项羽，韩信又被提拔为“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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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项羽在这个时刻，爵位是楚怀王册封的“长安侯”，救赵大军的“次将”。而刘邦一直到占领关中，其爵位为“武安侯”，职位为“砀郡长”。两人名位差距不大，部下职务配置也不至于差距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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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一下刘邦麾下的“亲近人”樊哙，在刘邦被封汉王前，爵位只是“贤成君”，职位只是“舍人”，到了“汉兴”之后，才受封“临武侯”“迁为郎中”，还定三秦时，才“迁郎中骑将”“迁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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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邦的“连襟”樊哙，自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就追随刘邦，亲自上阵斩首近百、抓俘虏数百、受降秦卒数千之后，到汉元年三月，历时三年，才爬到韩信六个月就拿到的，“官不过‘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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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说，“郎中”是“官”，“执戟”是“位”，而在秦汉“宦皇帝者”或称“郎宦者”之中，确有“执楯”“执戟”“武士”和“驺”。执勤的位置在“殿下”，不过，《二年律令》中记录的“汉制”表明，“中郎”高于“郎中”，“郎中”高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也就是说，“郎中”地位高于“执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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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出现了矛盾，以韩信的表述来看，“郎中”是“官”，而“执戟”也是“官”，两个官阶不应该形成并列关系，那么，就有两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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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信叙述不严谨，他在项氏中的升迁经历应为：卒——执戟（项梁麾下，无所知名）——郎中（项羽麾下，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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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信叙述准确，他在项氏中的升迁经历应为：卒（无所知名）——郎中（知名），“执戟”实为“楚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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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爵”有“执圭”“执帛”为上卿，也有“五大夫”爵为“大夫爵”，基本上与周制的“卿、大夫、士”和秦汉爵制的“分层”对应，则“执戟”或为“楚爵”的“士爵”或“大夫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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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执盾”“执铍”“执盾队史”的记录，前文已有考证，实则是《墨子》中记录的“县守”体系的“属吏”名称。而项羽除了是“长安侯”，还号“鲁公”，则可能韩信的“执戟”是项羽楚制封邑下的“属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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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执盾”与“执戟”位阶相近，那么，韩信可以比拟的是蓼侯孔藂、敬市侯阎泽赤，前者“以左司马入汉”，后者“入汉为河上守”，也就是“大用”之后，起码会担任二千石以上的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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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身无长物的“游士”而言，6个月内升迁至有官有爵的“知名者”，并能够“数以策干项羽”。也就是说，获得了直接向项羽献策的“近臣”身份，项羽对韩信绝对不算“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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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之前，“楚政权”朝廷的高官主要由楚怀王的廷臣或项氏宗族长者把持，比如令尹吕青、柱国陈婴、左令尹项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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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在于，项羽自立为王后，整个政治格局并无改观，反而更聚集到“项氏宗族”为主导。史书上出现过项它、项襄、项声、项悍、项冠、项庄等一系列项氏将领，其中项它早在汉元年即任魏相，之前，也曾被项梁派出与齐将田巴一同在魏相周市的率领下，援救临济[9]，而当时的项羽还只能和刘邦一同作为偏师行动，可见，项它的家族地位可能还在项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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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楚汉战争中的诸多方面将领，仍为项氏族人或江东旧人，甚至连英布这样的旁系将领在“封王”后仍会发生反复。这些都说明，“西楚政权”的军政结构，趋于“小集团化”“小圈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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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条件下，也就难怪韩信对刘邦指斥项羽，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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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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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信息量极大，绝对需要细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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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先问刘邦，自认为的“勇、悍、仁、强”与项羽比，能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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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用词，是“勇”“悍”“仁”“强”，并不是通说中强调的“霸王之勇”，里面还有“仁”，而刘邦竟然在沉默半天之后回答：“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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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韩信描述项羽的为人，很明显强调的根本不是“勇”，而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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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项羽“任属贤将”与否是个主观判断，而项羽对人的“恭敬慈爱”，是韩信已知的事实，甚至曾经享受过项羽的“殷殷关怀”。那么，项羽的“仁”的缺陷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