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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将王陵推到刘邦方面的，恰恰是项羽的“杀人质”。如果不是项羽的主动行为，何必要在王陵母伏剑自尽之后，“烹”她？不过，不管项羽是为了泄愤，还是与韩王成的命运一样，只是因为利用价值丧失，在王陵的立场上，项羽都是他的杀母仇人。除了投奔刘邦，他没有任何复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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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刘邦之所以派出王吸、薛欧两个丰邑“老兄弟”到南阳“因王陵兵”，以一个“不反楚”的理由要求协助，也是“打感情牌”，实属当时政治环境下最佳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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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刘邦集团并没有完全平定“三秦”，章邯仍旧被围困在废丘。《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雍王”一列也显示，几个月后章邯才被虏，汉军“拔我陇西”。如果项羽和诸侯兵西向，汉军很可能会腹背受敌，所以，在维持和项羽和平状态的前提下“拓地”，才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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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刘邦集团，军事力量集中于“西方”，而东方的“旧地”为了让项羽安心，已经逐步抽空，转交给了前厩将张良、王陵和项羽。名义上脱离了归属，楚国腹地的砀郡自然也已被项羽接管，否则彭越在巨野泽进攻的就是汉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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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只剩下“丰沛”有一部分家吏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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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邦在东方旧地的“潜势力”需要将吏的激活，一旦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输入，即联络豪杰，就会对西楚政权形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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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邦对王陵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借道”，而非出征。否则哪儿来的“不得进”？真打了一仗，要么胜、要么败，要么攻克、要么退走，都没有，恰恰说明“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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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打”的情况下，项羽却沉不住气，把王陵的母亲扣作人质死在了自己手里，恰恰是把王陵推到了刘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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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操作的同期，项羽还进行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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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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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年四月，是各国诸侯就国的时间，项羽到了彭城，就派人迁徙义帝，使者送他去长沙郡郴县，催促对方行动，其群臣有丁点儿的背叛意图，就私下命令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将义帝击杀在长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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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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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二年十月）项羽灭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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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史记·黥布列传》中，这个时间和人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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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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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年八月，英布就派出将领追杀义帝，一直到郴县，才杀死了他。如果两个时间都没错的话，英布追杀义帝并不轻松，从八月出兵，到十月，才在义帝的都城郴县杀死了对方。要知道，长江水路比较便利，固然是逆流而上，义帝汉元年四月从彭城出发，八月还没到郴县，却已经过了九江王的地盘，所以，英布之将还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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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项羽联络杀死“义帝”的诸侯王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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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王共敖、衡山王吴芮和九江王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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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者受命，最终将“义帝”杀死在郴县的却是九江王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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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正因为临江王封地在南郡以南，衡山王吴芮封地在邾（今湖北黄冈，也就是“吴头楚尾”）。二人共有所谓的“南楚”之地。而九江王英布封地在江淮之间，与项羽分享“西楚”之地，项羽的九郡则横跨西楚、东楚、魏国，四者结合恰是“故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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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义帝”活着，他们的王座合法性就在摇晃，境内的楚人也无法只向他们这些“新王”效忠，所以，项羽实际上是向其余三王要“四分楚国”的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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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项羽当时面临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天下”的到手与否，相信项羽笃信“十八路诸侯”是自己的臣子的人，无疑太过低估了古人的智力水平。所以，项羽先要稳固西楚九郡，把项梁当年都没有吃下的“肥肉”咽进肚子里，“义帝”必须死、彭越不能留、田荣必须镇压，刘邦也必须挡住，他有太多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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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记载来看，项羽“消化”领土的能力并不弱，在汉二年的彭城之战后，其攫取的东海郡、东阳郡、九江郡、陈郡、琅邪郡，薛郡大部、泗川郡南部，乃至于东郡、砀郡，都曾将汉军的势力驱逐出境，在战争中保持了稳定，没有再出现叛服无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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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汉四年二月，韩信的偏师灭亡了西魏、代、赵、齐，成为齐王之后，整个战争态势进入了绝对逆转，项羽才结束了对汉王主力的绝对优势，西楚境内开始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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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质上，刘邦和项羽都在为新生的政权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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