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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再说，这事儿汉文帝是否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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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知情，所以才有“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翻译过来就是，我故意让他吃吃苦头，既然你这么说，就饶了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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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关心的是弟弟刘长的生死吗？不是，重点是袁盎所说的，“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在处置淮南王不法时的种种不忍，《史记》中罕见地记录淮南王刘长做过的每一件具体的“恶事”，都说明汉文帝非常希望在消灭除自己之外唯一的高祖之子的时候，能有足够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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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之所以能成为文景之际的名臣，绝非浪得虚名，一出手就抓到了汉文帝的七寸，那就是“名”。在淮南王刘长已死的情况下，他给出的补救措施很直接，“斩丞相、御史”，让重臣背锅，天下人自然说不出什么。问题是，你杀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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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丞相是北平侯张苍，灌婴的继任者，《史记·张丞相列传》里这样描述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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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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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要被“斩”的是行御史大夫事宗正刘逸。此人事迹史书缺载（也可能是名字记错了），但其前任为楚元王刘交之子刘郢客，因袭封楚王卸任，后任为楚元王之子平陆侯刘礼，七国之乱之后也封楚王。基本上，汉初为宗正者，一定是封列侯的宗室长者，且多为楚王世系，既亲且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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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佐命功臣、一个宗室亲贵，当替罪羊分量确实足够，可能让你像杀鸡一样宰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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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文帝只能去收拾小喽啰，结果天下人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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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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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民谣就代替了网络谣言的功效，直接讽刺皇帝不能容兄弟，逼得汉文帝在处置了兄弟六年之后，才给亲弟弟恢复政治待遇，即追尊诸侯王才有的谥号和陵园。但是，这个谥号一样暗藏着盖棺论定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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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谥法规定，“暴慢无亲曰厉”，通俗地解释，就是性情暴戾又没有素质，造成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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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民谣起自淮南旧地，刘长有无“民心亲附”已是一目了然。这歌谣指斥汉文帝刻薄的用心昭然若揭，而汉文帝的处置方式非常老辣，一方面以圣贤逐杀骨肉譬喻自解；另一方面又用钦定谥号将造成兄弟反目的锅甩给了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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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客？这就是优秀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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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了解到汉文帝是一位如此“优秀”的政客，才能从过往各种鸡汤故事里设定的“敦厚长者”形象里走出来，从而不再被各种“仁义”“无为”之类的抽象标签所迷惑，看到“文景之治”的真实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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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另外一位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一样，汉文帝并非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即“得国不正”。因此，对于“生前身后名”的渴求也就超乎寻常得强烈。这不是矫情，或者说个人爱好，而是成熟政治家必然的选择，因为他们的皇位，比自己新兴的政权更欠缺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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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法性”，本质上就是树立“权威”。而“权威”不等同于“权力”，而是一种“正当的权力”，人们对权力安排的服从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对权威安排的服从则属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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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没有权威的组织将无法实现其组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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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服从形成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权威源于历史，卡里斯玛（即超凡魅力）型权威来自个人的非凡品质，法理——理性型权威则建立在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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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用这个工具来解剖秦汉之际的政治变化，就能发现，秦朝和反叛六国后项羽的西楚政权都具备传统型权威，但又限定于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因为战国时代历史之长，足够让秦始皇、张耳、刘邦这样的战国人，习惯自己不同国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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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必然会脱出战国时代的历史逻辑，才能形成新的权威。作为创业者，刘邦夫妇拥有“卡里斯玛型权威”，对于功臣列侯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让他们不得不认同当朝的权力。至于后代皇帝的权威的树立，却是以理性和法律规定为基础，通过规则给予领导者权力，而被领导者习惯规则自然就是认可了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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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外发生了，吕后死后，“诛吕安刘”的政变践踏了太多“法律”和“程序”。汉文帝刘恒的外藩入继、叔夺侄位，更是突破了权力传承的规则底线。通俗地说，就是神像被功臣列侯和汉文帝一起踹倒了，怎么扶起来，却要汉文帝自己操碎心，因为这买卖已经是他的，还将是他的子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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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汉文帝毫无优势，因为他没能沾上汉初统一战争的光，更重要的是，他的“靖难之役”和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中间，隔着100多个汉初的军功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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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是以军府替代政府，新贵替代旧臣，因为他手里有兵，而汉文帝却不可能无视军功列侯集团，因为人家手里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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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只能将自己的政治角色塑造成一个法理—理性型权威，即现行体制的维护者和仲裁者。对于拥有暴力资源的军功列侯集团则尽力地尊重群体、打压个体、借力打力，再以完美政治道德的践行者和体制允许范围内的最大施惠者形象出现。所以，细究他的政治路线，反倒是执行吕后的思路远比他父亲刘邦的想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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