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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谜打完了，揭晓答案，陈平在“诛除诸吕”“立汉文帝”的两件大事中，一直自居次要角色，所以才在文帝初立时，以“谢病”的方式将“首相”的位置让给了周勃，而自己居于次相，其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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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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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退让，完成了对自己在吕氏执政时代“从贼”的罪名的洗刷，又将相位与“酬功”挂钩，待到真的硬桥硬马的庙堂执政，被顶在前面的周勃就露怯了。事件的结果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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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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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自知的这个“不如”，恰恰在于“不知其任”，而妄想居其“尊”，意识到了，赶紧让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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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尊”不是虚词。在秦汉，丞相不仅超越“百僚”，与君主的关系也一样突出了其地位的特殊性，丞相觐见皇帝的时候，皇帝之前坐着要起立，乘车坐辇要下来迎接；丞相有病，皇帝还要摆开仪仗到家里嘘寒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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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以说解析了汉文帝、陈平、周勃互动的第一层含义，其实还有一层含义，藏在水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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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的所谓周勃“不知其任”，还有一层潜台词，即丞相之位，具备极强的“特殊性”，并不应该作为“酬功”的赠品，哪怕皇帝给了，你也未必接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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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其根本，则在于秦制是以秦律严格规定的上下公文所构成的制度体系，绝大部分的政务是在机械化的业务规定范围内运行的，丞相作为官僚系统的首长，恰恰把持的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政务权力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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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权力对于政务的干预，往往仅及于礼仪性、宗教性的任务和高层人事任免，以及其“理论上拥有”的立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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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酷吏列传》里杜周的一段话非常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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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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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杜周实际上是汉武帝朝政治氛围的产物，汉文帝时代，文法吏的代表人物张释之的态度则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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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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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刨除道德褒贬的因素，张释之肯定了人主的生杀大权，即“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同时强调了法为天子与天下共享的原则。而对天子来说，并不是有守法的义务，而是随意“改法”会造成法律不为人民所信任，廷尉作为最高执法机关又是天下执法者的表率，一举一动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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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讲，遵循程序正义有利于君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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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杜周的态度则是“虚无主义”的，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程序正义”。因为律令本身就是君主意志的贯彻，无非是前代君主的意志，还是当代君主的意志。既然如此，遵循上意而非执着于法条，完全是合乎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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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和汉律，实际上是刑法和行政法的集合，甚至细致到了业务操作手册。在某种程度上，君主可以做到“垂拱而治”，因为君主什么都不做，制度体系的执行者们一样能够保证帝国的运转，但前提是执行者必须尊重专业和服从于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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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上看，萧规曹随也好，文景之治也好，都是治理者某种程度上的自律和放任。周勃的任官，恰恰就是单纯的“酬功”，以为对一群“靖难功臣”的“保障”，他本人的水准，根本不足以担当相位，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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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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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趣为我语”，有人翻译为“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很是传神，这个“椎”字，《广韵》里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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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棒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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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为朴实、愚鲁。这样一个“棒槌”一样的人物，又如何能够理解复杂的政务体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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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陈平的潜台词是：这坑你守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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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秦汉之际，最懵懂的“丞相”非周勃莫属，《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补充了一点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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