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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杜周实际上是汉武帝朝政治氛围的产物，汉文帝时代，文法吏的代表人物张释之的态度则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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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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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刨除道德褒贬的因素，张释之肯定了人主的生杀大权，即“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同时强调了法为天子与天下共享的原则。而对天子来说，并不是有守法的义务，而是随意“改法”会造成法律不为人民所信任，廷尉作为最高执法机关又是天下执法者的表率，一举一动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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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讲，遵循程序正义有利于君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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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杜周的态度则是“虚无主义”的，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程序正义”。因为律令本身就是君主意志的贯彻，无非是前代君主的意志，还是当代君主的意志。既然如此，遵循上意而非执着于法条，完全是合乎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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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和汉律，实际上是刑法和行政法的集合，甚至细致到了业务操作手册。在某种程度上，君主可以做到“垂拱而治”，因为君主什么都不做，制度体系的执行者们一样能够保证帝国的运转，但前提是执行者必须尊重专业和服从于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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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上看，萧规曹随也好，文景之治也好，都是治理者某种程度上的自律和放任。周勃的任官，恰恰就是单纯的“酬功”，以为对一群“靖难功臣”的“保障”，他本人的水准，根本不足以担当相位，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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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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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趣为我语”，有人翻译为“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很是传神，这个“椎”字，《广韵》里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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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棒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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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为朴实、愚鲁。这样一个“棒槌”一样的人物，又如何能够理解复杂的政务体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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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陈平的潜台词是：这坑你守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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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秦汉之际，最懵懂的“丞相”非周勃莫属，《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补充了一点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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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余，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余，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余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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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被汉文帝说得冷汗直流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月余”的时间里。他自己也害怕了，等到一年后陈平死去，他又忘了害怕，继续干，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轰回封国去了，成了“列侯就国”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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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周勃在以上故事里，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角色，一会儿是陈平，一会儿是汉文帝，指望他履职，肯定是不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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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不靠谱的人，实际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张丞相列传》里明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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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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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强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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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传里，太史公简略写了一群丞相、御史大夫，评价却是“殆与萧、曹、陈平异矣”，意思是，他们和萧何、曹参、陈平真不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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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陈平死后，单独拜相的有周勃、灌婴、张苍和申屠嘉（跨越文帝、景帝），这之中，前三位的传记里，无一例外的有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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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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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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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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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些丞相，都是拥立汉文帝的功臣代表，他们在这个位置上，不是因为合适，而是为了“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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