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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将死时，只荐了曹参作为自己的继任者，而曹参代相之后，凡事毫无变化，一切遵从萧何时的惯例。他任命地方长官往往选取不擅长文辞、有点儿木讷的人，选择丞相府的办事员（丞相史），则喜欢忠厚长者，凡是纠缠律令，用法烦苛的刀笔吏，或者是想邀名取宠的精明人，则往往罢黜之，每天也不管事儿，就是坐那儿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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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曹参如果发现人有“小过失”，往往亲自帮忙掩盖而非治罪，所以府中非常安宁。这些情况，看在汉惠帝眼里，就对曹参的儿子曹窋说，你回家劝劝你爹，别说我说的，怎么当丞相不管事，而且还不对我“请事”（即大事交天子定夺）呢？难道是嫌弃我有什么不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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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儿子回家说完，挨了老爹二百板子，惠帝脸上挂不住了，说，你收拾儿子干吗，是我让他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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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摘下帽子跪地解释，您觉得您比您父亲如何？惠帝说那哪儿敢比，曹参又问，您觉得我比萧何如何？惠帝说好像你也差点儿，曹参立刻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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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得对，高帝和萧何定天下，法令已定，也以明示天下，您就安居九重，我就安守相位，咱们都照着前人画出的道儿来，不好吗？”惠帝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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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无为”是绝对减少当权者个人意志的干扰，无论善意还是恶意的，以让制度自然运行，在前人划定好的路上行进，不做任何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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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之前，这条“前人划定好的路”往往公认是“轻徭薄赋”之路，待到《二年律令》现世，我们才发现，这条路其实还是“秦法之路”，那么，“清静无为”除了“不兴大役”又和秦政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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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在《史记·平准书》的记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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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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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和吕后时代改变了汉高祖采取的歧视商贾政策，尤其是“重租税”以困之的手段，进而提及“山川园池市井”，也就是工商业收入，“山川园池”是所谓的“山泽”，即非耕地，这部分土地资源在封建时代，都是被封建主垄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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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3世纪的英国斯塔福德郡，农奴去林地（属于领主）里伐木，要缴纳一笔“林地税”；当一位农奴要买卖牲口或谷物，领主要收“准许费”；当农奴要使用森林、荒地、河流等公地时，领主要收“使用费”，据统计，领主征收的这些税收占农奴全年收入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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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代，这部分土地资源属于皇帝所有，归属于“少府”管理，相关收入称为“禁钱”，是皇帝的“私产”，在秦制的“山泽之禁”下，并不是禁止使用和开发山泽资源，而是由“少府”管理的各种刑徒来进行生产、开发，然后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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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汉代，天子以下有诸侯王、列侯、汤沐邑，这是不同级别的封建主，也就是裂土分茅的“国”，其境内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即可作为“私奉养”，天子辖区内的依旧归属少府，诸侯王、列侯、汤沐邑境内的则归属其“私府”。所以，《史记》里才说，这部分租税之入，也就是“资源使用费”，就足以奉养“封君”，而不需要领用国家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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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汉书·荆燕吴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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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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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收入已经足够吴国的国家开支，同时也指明了，在汉惠帝和吕后执政的时代，各个诸侯王、列侯在经济上有非常大的自主权。这些自主权与汉王朝施行的“无为”政策配合，大量违反“汉法”的细过被忽略，全国上下都只抓“重点”，只要大节不伤，朝廷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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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山泽园池之禁，则是扩大“工”的基础，《史记·货殖列传》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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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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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的“工业原料”，也有直接就是产品的，比如枣、栗、橘、竹子，虽然不是粮食作物，却是贩运天下的商品，有了商品，自然有了“市井”的收入，也就是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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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的大兴，让众多列侯、勋贵将目光从立军功、拜高爵、占田宅的秦朝模式中跳出来，看到了另一个可能性，即“升官、发财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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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作为帝国最大的领主，偏居长安的皇室能够在关东众多诸侯王、列侯、封君的繁荣市场中抽成获益，对方的力量涨一分，汉朝中央的力量就涨三分，同时，吕后还采取了更绝的手段——单向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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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吕后时期，汉朝严禁黄金、铜、铁私自运出关中，并严禁诸侯王国人在关中购买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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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朝的封臣，各个诸侯国肯定不敢这么直白地控制物流，否则就成了事实上的谋反了，所以，这成了汉朝中央在经济上给各个地方势力上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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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数十、百年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点出了这场大变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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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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