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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即汉朝皇室的关中根本之地，土地只有天下的1/3，人口只有30%，财富却占到整个国家的60%。这场不见血的“经济战争”，终究还是汉朝皇室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动刀兵，诸侯王、列侯们仍不失为“富家翁”，虽然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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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汉朝皇室取得这场胜利的，当然不只是它的“老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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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了刘敬（即娄敬）劝谏刘邦实施的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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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原（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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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大乱靠的就是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三氏，刘敬（也就娄敬）建议刘邦，莫不如迁徙这些豪杰大族进关中，没事儿的时候可以防御匈奴，有事儿的时候有力量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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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同意了，《汉书·高帝纪》记录了实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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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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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上取天下的刘邦而言，他迁徙六国豪杰也是给诸侯王子侄清理门户。此时，齐国在他长子刘肥手里，楚国、荆国在他弟弟刘交、族兄刘贾的手里。说实话，战斗力都一般，凭他们和六国后对抗，难保不再出楚怀王、田横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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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豪杰大族有人才，又在家乡有声望，在古代就意味着能够轻易拉起队伍、意味着战争潜力，这种力量掌握在关东诸侯王手中，本就是太阿倒持，很可能反噬关中的皇室，这部分人数量还真不少，达到了十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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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二年律令·津关令》里，严格要求与关东诸侯国交界的汉关，严禁人口出关，比如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里，就记录了齐国临淄小吏帮助一个田姓女子出关的案例，最终两人都被判刑，可见当时关禁对于关中人口流失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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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刘邦的这种“迁徙豪杰”的举措并非首创，秦始皇当年就曾迁徙六国后。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迁徙，而是迁徙的方式，翻阅《史记·货殖列传》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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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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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迁徙豪富的方式，是将原来六国的富户搞到两手空空推着小车，从今天河北省搬到四川省的临邛，这是逼人白手起家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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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高祖的迁民，有“与利田宅”的优惠，所以，迁入关中的豪强巨族反而光耀门庭了，一方面充分利用从优授予田宅的政策，另一方面施展他们与秦汉律令体系对抗的最强武器——宗族，成为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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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秦汉的《户律》要求下，成年男子必须分家，成为新的“纳税户”，并以此为单位“名田”、纳税、服役。豪强巨族们不能抗拒法律意义上的分家，却可以在“分户”之后仍旧保持“聚族而居”，再在家族的统一调配下，安排生产，贩运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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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二年律令》中的标准，一个无爵男子，可以“名田”一顷，也就是100亩，一个有100名男丁的大族，就可以合法拥有10000亩的耕地。在“与利田宅”的政策下，这个数字可能就要扩张为两倍、五倍或十倍，自然可以田连阡陌，富甲一方，无论耕种还是贩贾，都是不容忽视的恐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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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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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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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高帝九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至少94年的时间，诸田家族长盛不衰，而且还是明确的“富商大贾”，也就是商业世家，正经的“百年老店”。在汉武帝时代来临之前，他们一直是汉帝国的底牌，而不是国家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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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汉高祖的时代，皇权与刘姓诸侯王相处的方式是“亲戚之情”，与异姓功臣列侯相处的方式是“朋友之义”，与军功授爵旧部相处的方式是“赏功之恩”，与天下百姓相处的方式是“刑杀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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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汉惠帝、吕后的时代，皇权与刘姓诸侯王相处的方式就是“武力威慑”，与异姓功臣列侯相处的方式就是“利益赎买”，与天下百姓相处的方式就是“大家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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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刘邦时代泾渭分明的“军功既得利益阶层”和“受统治、受防范的人民”，惠帝和吕后治下的汉帝国向着建构“全民政权”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汉帝国只承诺为一部分功臣的服务继续“支付尾款”，即诸侯王、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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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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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七年七月）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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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吕后的遗诏，要赐各诸侯王每人1000斤黄金，将、相、列侯以至于郎吏，都以“秩”分档次赐不等的黄金。所谓“秩”，类似于后世的官品，不过是以粮食计数的年薪划分等级，有“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等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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