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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吕后临终的赐金，只涵盖了诸侯王、列侯、郎吏。其中诸侯王不必说，郎吏也不必说，列侯则是秦汉二十等爵制的最高等，其下的十九级爵位，在汉高祖刘邦的眼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高帝五年诏”中特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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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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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首先回顾了秦朝爵位的贵重，拥有公大夫以上爵位者，可以与县令、县丞分庭抗礼，又强调，朝廷对于爵位非常重视，地方的小吏怎么敢慢待这些有爵功臣？如果还有不遵诏书办事的，要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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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刘邦时代的“重爵”，也就是善待权贵之外的“老兄弟”。而吕后的遗诏则是另一套逻辑，即除列侯之外，其余十九级爵位都忽略掉，赐金的档次，只以现任官员的职级而定。换句话说，就是“重官轻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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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里，吕后划掉了六十万汉军老兵，也划掉了他们的几万名军官，只保留了他们曾经的统帅（列侯）作为汉帝国合伙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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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新朝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在新时代的竞争里，他们仍是“抢跑者”，却不一定是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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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说，对于汉朝的老百姓来说，种地、打仗，得爵位，再种地、再打仗的雪球滚不下去了，爵位授予的土地反而成为最不牢靠的“资产”，根本不能实现农耕社会中常见的财富“保值增值”的作用。以人的自然寿命而论，这波“军功授爵阶层”20岁少壮从军，在汉高帝十二年前，还有大把的军功授爵机会，以此为界，之后的新生代就很难有这个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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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界，假定大部分士兵是30岁左右罢兵回家，50～60岁自然死亡，则这波涵盖汉帝国至少50%耕地的“土地使用权到期”高潮应该出现在汉文帝五年到汉文帝十五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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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汉王朝的“土地政策”没有明晰之前，什么东西最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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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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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民还没有经过漫长时间的浸泡，习惯一个全新政权时，质疑皇权血统的功臣列侯、憎恨新贵的地方旧族、担心利益丧失的军功阶层，以及渴望更大权力的诸侯王们，唯一共同关心的话题和目标，只能是“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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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发财”——这才是吕雉这个巨富之女为“汉帝国号”列车扳开的道岔，让它不再亦步亦趋地跟着秦王朝的前车，走向“二世而亡”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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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二节 秦制2.0版：让“黔首”不再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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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汉初“主动”休养生息的神话，核心就在“主动”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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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为我们基本重构了汉高祖、汉惠帝、吕后三朝的汉朝行政、法律秩序的原貌。脱胎于秦律的汉律对于社会的管控并未放松，不过，也一直在做细部的“变革”。这些“变革”过往常常被置于“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范畴下，其实初衷并非如此，只是应时之举，日后却长成了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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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刚刚铲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的汉二年，就秦繁复严密的乡里体制，增加了“三老”这个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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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二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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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角色，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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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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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化，听起来虚无缥缈，说到底就是民意代表，正如陈胜入据陈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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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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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两条记载，让学术界普遍认为“乡三老”在秦朝即有设置，汉高祖只是增设了“县三老”。不过出土的秦简中却没有“乡三老”具体的运作记载。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汉高祖将这个可能秦朝不存在，或至少不怎么重视的民间教化岗位，提升到与县、乡行政官员平等对话的高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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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汉代的“三老”，不但掌管不知所谓的“教化”，还会参与平冤理讼，更拥有自己独特的方形印信[33]。一般的县吏则只有半块长方形印信，乡级的啬夫、游徼则干脆没有印信。可见其地位之超然，更逆天的是，“三老”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对国家大政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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