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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且不论，三老是年高德劭，有年龄坎要求，光努力不行，但是后面三个，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孝顺”更是排在第一位，与“力田”所代表的“耕”一样，变成了“利出多孔”中的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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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律中，“孝”和“耕”，其实都是作为“义务”存在的，做不好，那是要受罚的，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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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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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问：六十岁以上老人（免老）告官说儿子不孝，要求判处其死刑，应该执行“三环”（一种申请法律复核或宽宥的程序）吗？答：不应执行，赶快把这个儿子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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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秦律中“不孝”是大罪，要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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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制体系下，耕是义务，可耕的土地才是奖励，真正的“一孔”，来自“战”，唯有“战”，才能军功授爵，唯有提升爵位，才能受奖更多的土地，允许你“耕”，已经是国家的“恩典”了。退一万步说，哪怕你“不耕”，国家也有足够的刑徒来维持粮食物资的生产，国家非常欢迎你成为刑徒，这条阶层下降通道随时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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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汉初将“秦法伦理”下的一部分义务，视为奖励的对象，也就意味着承认现实中存在不足以完成义务的人群，而这一人群的存在也超出了“不履行义务即受惩罚”的系统的能力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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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秦法伦理”主导下的秦政，只能确保其核心目标的达成，对于最基础社会单元——家庭的敦睦，并没有达到其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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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汉书·贾谊传》中《治安策》追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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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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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后抛弃了礼义仁恩，一心集中力量于进取，仅仅施行两年，秦国的风俗不断败坏。由于强制分户异产，秦人家庭富裕，则儿子成年了就分家，家庭贫寒，则儿子成年了去做赘婿。借给父亲农具，就露出恩赐的神色；母亲取用一下畚箕和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孩子喂奶，与公公傲慢并坐；婆媳之间一不高兴，就顶嘴吵架。他们宠爱自己子女、贪图利益的德行已经和禽兽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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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齐心协力拼命时，还可以说是为了灭六国，平天下。功成名就了，仍旧不知道反思违背了仁义德行的错误。仍旧信用兼并时的手段，不断兴事进取，最终天下大坏。人多欺负人少，聪明的欺负愚笨的，胆大的欺负胆小的，强壮的欺负老弱的，完全乱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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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总结一下秦的家庭和社会伦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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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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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地说，就是一群用律法锁链暂时束缚住的禽兽，一旦桎梏松弛，则天下分崩，甚至流毒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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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在《治安策》中并没有停留于对秦的吐槽，同样揭示了汉初社会的种种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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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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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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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如果完整翻译就太长了。简言之，汉代的风俗承继了秦代，民风逐利以至于杀父兄，盗窃高祖、惠帝庙的礼器，诸多乱象，当国的刀笔吏大臣都不当回事，只把上下文书的延迟、期会会议的延迟当作大问题，完全不识大体，希望皇帝自己能够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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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贾谊的这段世风评价，属于抓了一个，漏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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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到的一个在于，秦的法律体系，本身具有自洽的伦理逻辑，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进行人力动员，对于社会道德伦理的要求，自然是“最低保障”即可。因为本身整个社会已经包裹进了国家体系之中，除了里、伍之下的家庭内部，其他的社会关系已经完成了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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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塑造新人运动”。既然国家都规定好了“利出一孔”，自然讲的是“向利而行”，顶多就是小心翼翼地别招惹国家，保证不犯法。可当国家法律体系骤然失效时，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横向联系维护稳定，瓤子里的“丛林社会”自然就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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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漏了的那个，则是“金钱”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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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乱，是乱在细部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而贾谊写的汉初，那就是乱在社会秩序上了。之所以如此，一个是惠帝、吕后、文帝时代对于法律执行的刻意松弛，这个会在后文细说，另外一个就是吕后鼓励工商的“新经济政策”，给了政权上层阶级巨大的获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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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时代进一步的开放管制，则将大汉王朝的大部分人也卷入了“经济”的大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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