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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这60万“大夫”爵，给5顷土地他们没法完全耕种，给9顷土地一样没法完全耕种，而原本“高爵”的“食邑”也不可能有什么增长，只是提升了礼仪待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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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惠帝五年，长安城修成，赐民爵一级，两者是否有必然联系，很难确知，但此时，60万“大夫爵”又升到了“公乘”，即所有“大夫爵”级的军功受益阶层，分别集中在“公乘”和“五大夫”两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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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5顷田地置换几百户的“食邑”，不难理解，可如非此次赐爵至吕后元年再次赐爵之间动议施行全面的分级“名田宅”，则“公乘”爵的特殊地位就难以理解，《二年律令》中唯一一个可说的，可能就是“卿爵”后子为“公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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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二年律令·捕律》和“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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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捕首虏二级，拜爵各一级。[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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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捕群盗一人若斩二人，爵一级。[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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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早在《二年律令》的时代，已经施行的是“斩首二级拜爵一级”，完全不能以《商君书·境内》中的斩首一级拜爵一级对应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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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的军律规定，至少在制度原则上，就是从汉初发展下来的，甚至可能是从秦朝成熟的军律中继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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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通上孙家寨汉简”中又有“凡为公乘者”的残句，对照汉高帝八年对刘氏冠的规定，都说明，“公乘”爵可能存在与军事行为直接相关的界限。只是不为我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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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二年律令·户律》中分级授田的规定施行，就有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即吕后元年赐爵后，所有低于“卿爵”的军功授爵者，全部集中在“五大夫爵”，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权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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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二年律令·户律》有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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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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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昭帝时，标准又变了，见《盐铁论·周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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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今日阙（当为关字）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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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自五大夫以下”即包含“五大夫”爵，实质上是将原本的“贵族爵”平民化，其生活居所与编户齐民等同，则完全失去了“宗邑”“食邑”等“封建”特权，只是拥有更多礼仪和经济特权的平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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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差距最直观的就是《二年律令·贼律》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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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殴詈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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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詈”即打骂，吏，只要是有秩以上的吏，人身不受侵犯，而“有秩毋乘车者”只是一百二十石吏，而官吏因公事打骂五大夫以上爵位者，才与上述相同，黥为城旦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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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乘”也是相当于六百石的“显大夫”，却不在上述律文的保护之列，说明“公乘”并不是社会管理意义上的重要节点，而“五大夫”才是。等到汉武帝朝之后，连汉初还保持“贵重”的“卿爵”也不值钱了，才会出现“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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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贵族”阶层权利的下坠，往往并不只是“制度规定”带来的后果，而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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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惠帝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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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六年）令民得卖爵。[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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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贾谊在《汉书·食货志》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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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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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惠帝、文帝时代允许百姓卖子、卖爵，都属于“荒政”的一部分，为了百姓荒年自救。而汉惠帝五年夏天，刚刚发生了大旱灾，“卖爵令”下在了汉惠帝六年十月至汉惠帝六年六月之间，有两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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