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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这场大旱灾可能持续影响到了当年冬天、次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才因为公私蓄积不足，不得不允许民卖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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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即“令”民得卖爵，而不是“被动允许”民卖爵，是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百姓卖爵的程序和操作性，很有可能根本与前一年的旱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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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前者，则反证了汉初高爵者的合法收入、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他们理论上“人君”的层次，而是和其他的编户齐民一样，“民且狼顾”，否则以他们家庭人口占全国人口1：5的比例，一户2000亩土地，还不能为大汉帝国的荒政事业做点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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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没有劳力耕种的土地，有与没有并无区别，汉帝国的老兄弟们既然找不来1500万人为他们开垦3亿亩土地，就更没有办法找来6000万人为他们耕种只在纸面上的12亿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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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后者，则和《史记·平准书》中说法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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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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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可以互为表里，即放松对商贾的管制，具体的措施，正与《韩非子·五蠹》中的说法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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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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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汉初由“食邑分封制”走向“普遍授田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力不足，而农耕人力不足的问题根本无法在保证“军功授爵阶层”利益的前提下解决，两者完全是南辕北辙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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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新贵族”的存在，一方面，保障了汉王朝无惧于任何集团外的挑战，另一方面，为了养活他们、满足他们，也基本掏空了汉帝国直辖领地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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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高帝时代过后，惠帝、吕后、文帝对于兵事的谨慎，如冒顿单于致信侮辱后，汉廷的屈辱接受，与其说是对自我欲望的抑制，不如说是被分光了家底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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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吕后一朝象征性地“置孝悌力田二千石”，以为劝农，实质上却是“兴商”，而汉文帝即位后，屡屡劝农，则捡了惠帝、吕后恢复经济的成果，进行贫富之间、农商之间的资源调配，所以才有“入粟拜爵”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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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汉书·食货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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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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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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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到汉文帝十三年左右，“五大夫”爵的权益只能“复”一人，也就是本人不预“徭与役”，而百姓家中养战马一匹，就可以复“卒”三人，“五大夫”的特权越来越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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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景帝二年，更是出了“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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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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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常说这是“休养生息”的善政，结合《二年律令·傅律》来看，才能明白，原本平民就是二十乃傅，只有“大夫爵”和“卿爵”有特权，为22岁、24岁傅，景帝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两大阶层“傅籍”的特权，全国一盘棋，也是为了弥补国家可调配人力资源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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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影响，我们先不谈，只说经济上的，据《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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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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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丹的本意是谈兼并，却提到了“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至迟至汉文帝时代，已经没有土地和奴婢的限制。换句话说，普遍爵位授田制已经彻底废弃，这也与上文中，晁错说“五大夫仅复一人”正配套。如果“五大夫”还要对应2500亩田地，入粟拜爵完全就是个赔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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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普遍性的“高爵”，也让田宅占有的限额成为纸上的故事，现实中很难碰到头顶，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吴王刘濞造反后，只提到了用金钱赏功，而没有论及授予田宅。这都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商品经济发展，“舍本求末”已经成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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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凶狠的冲击，来自皇帝本身，汉惠帝在位赐民爵3次，吕后1次，文帝2次，景帝就达到了8次。比如开国时的“大夫”爵老兵，在吕后时代升爵为“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经过文帝、景帝的10次赐爵，也肯定都到了“五大夫”爵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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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说，汉兴之后60年，“五大夫”爵的数量仍然不低于60万人……再加上“入粟拜爵”可以突破天花板，“后子”之外的“它子”也有很大可能性跃升到“五大夫”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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