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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不仅赐民爵，还赐“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对于原本作为“宦皇帝者”重要来源的“卿爵”，血统贵族的“蓄水池”，进行了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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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记·平准书》上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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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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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汉景帝把三种破坏军功爵制的行为都干了个遍，到他公车晏驾时，给汉武帝留下的“五大夫”恐怕得有近百万人。曾经贵重无比，担当秦汉宫廷“宦皇帝者”后备军的“高爵子弟”，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淆乱乾坤，龙蛇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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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军功爵已经明显摇摇欲坠，《史记·平准书》上的说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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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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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断的环境下，百姓多买爵五大夫以“复一人”，导致“征发之士”越来越少。要知道，此时的汉帝国已经是拥有3600万人口的“强国”，竟然混到了“兵员枯竭”的地步，可想而知，之前的军功授爵制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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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军功授爵制的本质并不是“尚武精神”的加油站，而是一整套社会管理机制的结合体，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农业社会中分散的编户齐民，进行身份的“锚定”，并进行原始的量化管理，同时，维护贵族阶层的存在与特殊性，补充吏治国家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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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朝初年对于军功爵制的改造，实质上在淡化了它“管理组织”特性的基础上，借用了它的“名”，执行的利益集团内部的权益分配，而忽略了军功授爵制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经济制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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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初阶段的主动“误读”和“错用”造成的结果就是，后惠帝、吕后时代的汉王朝，经济的快速恢复，伴随的却是统治、社会秩序和政治、军事组织的动摇乃至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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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文帝时代，一方面抑制权力欲望不兴大役，另一方面修修补补，反倒集中了权力，稳住了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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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景帝时代的“急刻政治”和一步步走向“奢侈”，在天灾、人祸迭出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必然让政治走向保守，更加趋向恢复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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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五节 汉文帝大刀阔斧改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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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十五年九月壬子，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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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爰盎晁错传》不厌其烦地记录了晁错的数条对策，其中一条，列举了文帝登基以来的代表性善政，并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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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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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文帝上台之后，废除秦朝乱法，为天下兴利除弊，变更旧法，还百姓以安定，有大功数十条，都是前代所无从比拟的，而文帝推行之，可谓行正道有厚德，天下百姓何其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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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中的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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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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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认识里，总会强调汉文帝行的是“黄老之政”，其实，这是典型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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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秦之迹、除其乱法、兴利除害、变法易故”的汉文帝一朝，真的是“清静无为”国策的延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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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和“不变”，当然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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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史记》可从没说汉文帝行的是黄老之政，而只是在《史记·礼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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