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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汉文帝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是缺少粮食，农业不发达，而是旧的“秦制财政”的收入大宗来自土地税、人头税和官有产业经营所得，以及一部分市租和资源租税，货币收入占据大宗，却被通货膨胀所侵吞，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危机是“财政危机”。具体点儿说，即国家控制的最重要“实物”，“粮食”不足，这也是“秦朝财政”中刑徒参与的核心经营部门“田官”逐步废弃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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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晁错的上疏和“孝悌力田”以户口设置常员的举措，以及允许“入粟拜爵”，最终废除田租税律，并废除旧的“田部”和“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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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朝的公田经营，出土简牍中有所展示，可以说是秦王朝“粮食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汉初直到汉武帝前期的相关变化，由于资料阙如，只能合理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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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汉高帝五年诏要求各地官吏优先保证自家“老兄弟”的高爵授田，同时，又号召离散户口回原籍，“复故爵田宅”，也就意味着在恢复秦朝土地所有的前提下满足“新贵”的授田，直接后果只能是“公田”授之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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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里耶秦简可知，哪怕是秦朝的安定时期，刑徒仍逃亡不绝，秦末大乱之时，刑徒、官奴的逃亡自在情理之中，而《二年律令》中明显减少了刑徒管理的条文，也说明刑徒劳动不再像“睡虎地秦墓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和“里耶秦简”的时代那样繁盛、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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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汉惠帝、吕后和汉文帝时代，长达近30年的“轻刑”统治，已经让“罪人是希”，新增的入流大幅度减少，待到“收孥相坐律”废除后，更是只能削减到不足以支撑郡县常态刑徒经济运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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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一下，到了汉文帝十三年，处于既无公田可耕，又无刑徒、官奴婢可用的境地，留着这项旧制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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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才会接受晁错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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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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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是皇帝手里的东西，出于口而无穷，就是“没本钱”。而得到高爵和免罪，人人都会想要，这实际上是一个交换逻辑，不再是秦制中的义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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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汉文帝是个“好脸”的皇帝，让他和臣民交易粮食，还不把晁错杀了？偏偏他没有，愣是把“卖爵”变成了“伟业”，还没人说三道四，也是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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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项“伟业”，又从根本上动摇了上文中已经说到的，“秦制”的另一个根基，二十等爵制为基础的动员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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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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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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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编制的“耕战”体制之下，“利出一孔”的“一孔”，就是爵位和土地的对应关系，爵位为编户齐民约束下的“人”标定了对应的位置，也设定了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尽管这部分“权利”是残缺的，只包含了“生存权”相关的经济条件，仍旧以授予土地的方式给予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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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自实田”，承认土地的现实占有，汉兴之后沿袭未改，只是用新爵位分封的方式，插进了自己的“爵位授田”阶层作为“新贵”，整个体制已经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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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爵位与土地的关系，仍旧由《二年律令》中的设定予以保障，哪怕不授新田，爵位占田仍旧可以作为一项土地占有的上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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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战争动员的背景下，汉高帝、惠帝、吕后三代仍旧施行了很多“权宜之计”，令个别人能够完成阶层流动，比如高帝十二年、惠帝元年、惠帝五年、高后元年，大汉朝4次赐爵“户一级”，再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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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二年）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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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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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六年）令民得卖爵。[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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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后元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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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二年之前）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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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期间“卖子”的遗留问题，汉高帝五年诏后有免庶民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命令，等于是事后有所解决。至于其他，只是原制度的补充，尤其是遭遇大灾的情况下，一种自我救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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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年律令·具律》中其实已经有明确的“赎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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