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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金文看来，当时作为奴隶性质的“臣”，被用作赏赐或赔偿的物品时，多数是以“家”（小家庭）为单位的，也有以整个部族为单位的，同时也还有以“夫”为单位的。《 鼎》载：“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 禾十秭。”又说：“匡稽首于 ：用五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疐、曰 ，曰奠，曰用兹四夫。”这里把“臣”和“众”同样以“夫”来计数，而且同样用作赔偿物资，同样属于奴隶性质，但是，“臣”的身份要较“众”低一等。前引《夨令簋》说王姜赏赐“臣十家，鬲百人”，又把“臣”和“鬲”同样作为赏赐的物品，但是有“家”的“臣”，其身份要较“鬲”高一等。“臣”在西周金文中，除用作一般奴隶的称谓以外，也用来专指某一种奴隶，其身份要比“众”低一等，比“鬲”高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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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解释西周金文中有关“臣”的记载完毕，接着解释有关“鬲”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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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又称“人鬲”，《大盂鼎》载：“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 （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许多学者都认为“鬲”就是《逸周书·世俘》篇的“磿”，《世俘》篇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敦）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按古时“鬲”确与从“厤”之字音同通用，如《周书·大诰》：“嗣无疆大歷服”，魏三体石经“歷”作“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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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解释“磿”和“鬲”的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人鬲”即《尚书·大诰》的“民献”，如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卷二说：“鬲疑献之省，《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与此语合。”另一种，认为“磿”和“鬲”是俘馘的名册。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周礼正义》、《古籀余论》，就是如此主张。他引《周礼·地官·遂师》：“抱磿”（郑注：“磿者，适歷执綍者名也”），来证明“磿”是名册；又认为“磿”和“歷”同声假借，取其历历可数之意，并引《礼记·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礼记·郊特牲》：“简其车赋而歷其卒伍”作为佐证。因此认为《世俘》篇的“馘磿”是“谓所执俘馘之名籍”，而《大盂鼎》的“鬲”也即《世俘》篇的“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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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解释，我们认为都是不确切的。《尚书·大诰》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应作‘文’）武图功。”又说：“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尚书大传》“民献”作“民仪”，《汉书·翟方进传》载王莽仿造的《大诰》作“民献仪”，注引孟康说：“民之表仪为贤者。”所谓“民献有十夫”，很明显，是指周公最重要的十个助手，即十位大臣，犹如古本《泰誓》所说：“予有乱（司）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杜注：“武王言我治臣十人，虽少，同心也”）。可知“民献”和西周金文中用作赏赐物品的“鬲”，性质根本不同，两者不容混为一谈的。至于《周礼·地官·遂师》“抱磿”的“磿”，性质上也和《逸周书·世俘》篇“馘磿”的“磿”不同，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如果把“馘磿”作为“所执俘馘之名籍”解释，那么，武王攻伐九十九国，所得的将不是俘馘，而仅仅是俘馘的名册，这就很不近情理了。我们认为，《世俘》篇所载武王攻伐所得“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就是指战争中所得俘虏，至于“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那是战胜之后俘得的一般敌国人民，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犹如《师寰簋》记载师寰征伐淮夷，除了在战场上“折首执讯”之外，还曾“殴孚（俘）士女羊牛，孚（俘）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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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鬲”和“磿”的旧有解释既然都不确切，现在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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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我们认为即是《尚书·梓材》的“歷人”。《尚书·梓材》说：“肆往奸宄杀人歷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孙诒让《尚书骈枝》解释说：“歷人谓搏执平民而歷其手（《说文》木部云：枥 ，押指也。歷即枥之省）。《庄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吕氏春秋·顺民》篇云： 其手， 亦歷之借字也（当从磿，传写误从磨）。”这个解释是比较可取的。《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也说：“考囚具谓之枥 ”。“人鬲”、“鬲”、“歷人”、“磿”的名义，该就是由“枥”得名的。殷墟曾出土三件陶俑，双手都是用手铐铐起来的，同时甲骨文“执”字正像俘虏被执后双手用手铐铐住的样子，甲骨文“圉”字又像双手铐住后被关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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枥 原是指并列着的木条，在古时不仅用来作手铐，也还用来作为关闭俘虏和奴隶的栏栅，这种栏栅就被称为“枥 ”或“枥”。《墨子·备城门》篇说：“城四面四隅，皆为高磿 （原误作“磨 ”，从王引之校正）。”洪颐煊认为“磿 即栏槛”（《读书丛录》卷十三），这是正确的。这是指当时城上四角所建的高栏栅，是为了防御用的；但是在古时，这种栅栏的建置，多数是用来养家畜和关闭俘虏、奴隶的。《方言》卷五说：“枥，梁宋齐楚北燕之间或谓之樎，或谓之皂”。《方言》卷三又说：“苙，圂也。”“苙”“枥”声同，猪圈叫做苙，犹如马栈叫做“枥”。《方言》郭注说：“皂隶之名于此乎出”，这个解说是正确的。皂隶之所以称为“皂”，就是因为被关在称为“皂”的栏栅里。由此可见，西周的俘虏和奴隶的所以称为“鬲”或“磿”，该是由于这种俘虏和奴隶，被称为“枥”的手铐铐起来，和被关在称为“枥”的栅栏中。“人鬲”和“鬲”正是一种这样被监禁着的俘虏和奴隶，他们都是单身汉，所以用“人”和“夫”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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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1963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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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170703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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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附录二 “人鬲”、“讯”、“臣”是否即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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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9月号上发表《论西周时代奴隶制生产关系》之后，金兆梓先生就在《学术月刊》1960年12月号上发表《关于西周社会形态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第一节“人鬲、讯、臣是否即是奴隶”，就是和我商讨的。他分四点来否认人鬲、讯、臣是奴隶，现在我也分四点来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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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先生从容庚、郭沫若两先生之说，以为“人鬲”即是《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的“民献”，“民献”是用人祭献之称，其中包括残伤人体的“馘”和活口的“俘”。又据《尚书·多方》，认为西周处理俘虏的方法，除了献俘、赎俘之外，还可以有（1）“大罪殛之”，（2）“迪简在王廷，有服在大僚”，（3）让他们“宅尔宅、畋尔田”。《大盂鼎》所说“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其中“庶人”就是“宅尔宅、畋尔田”的人，自“庶人”以上、“驭”（御）以下就是“迪简在王廷，有服在大僚”的人。因此，他断言“人鬲”只能是俘虏，不应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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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鬲”并非“民献”。“民献”是贵族的意思而不是俘虏。有下列三点足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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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尚书·大诰》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文）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民献”《尚书大传》作“民仪”，“献”是“古文”，“仪”是“今文”。过去注释家把“民仪”解释为“民之表仪”，把“民献”解释为贤者。《大诰》是周公兴师东征时发表的讲话。这时周武王刚去世，被征服的殷贵族又在武庚率领下反叛，同时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和东方部族也跟着叛乱，形势很是紧急。《大诰》所说“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指的就是管叔、蔡叔等人的叛乱；《大诰》所说“殷小腆，诞敢纪其叙”，指的就是武庚率领殷贵族叛乱。在这样紧急的形势下，周公经过占卜，下了东征的动员令，可是所属国君和官员都强调困难大，不敢出征，要求取消动员令。《大诰》说：“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国君和官员们公然以“艰大，民不静”为理由，表示“不可征”，主张违反占卜的结果，也就是取消动员令。由此可见，这次周公东征，去镇压殷贵族的叛乱，遇到阻力是很大的。《大诰》这篇周公的讲话，目的就在于说服这些国君和官员一同东征的。周公在这里说：“民献”中有十个人辅助我，一同前往完成文王和武王的功业。无非表示在东征中已得到得力的助手，已有胜利的把握，以振奋人心，鼓励士气。如果“民献”是俘虏或归顺的敌人，那么，周公作为得力助手，依靠来完成文王和武王功业的，竟是归顺的敌人了！在对敌斗争的形势十分紧急，所属国君和官员强调困难而害怕出征的情况下，周公如此说法，岂不是要张敌人的声势，灭自己的威风吗？因此，我们断言“民献有十夫”的“民献”，决不是指俘虏或归顺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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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大诰》的内容来看，前后主张是一贯的。周公在这里首先分析了所以遭难的原因，他说遭难的主要原因是：“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能格知天命！”就是说：遭难是由于没有得到明哲的助手，使人民安乐，又不能够知道天命。所以，此后周公在全篇讲话中特别强调天命，同时，当他在占卜祷告时，就说明：“民献有十夫，予翼”，无非表示已经得到了明哲的助手。《大诰》在末段说：“呜呼！肆我告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就是和上文相呼应的。这里告诉所属国君和官员说：振兴国家要依靠明哲之人，那十人就是知道天命的。“爽邦由哲”这句话，是和上文“弗造哲”相呼应的，表示过去由于“弗造哲”而遭到国难，如今得到“哲”就可以“爽邦”了。“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是承接“爽邦由哲”而言的，这“十人”就是“爽邦由哲”的“哲”，所以他们“迪知上帝命”。“迪知上帝命”也是和上文“矧曰其能格知天命”相呼应的，表示过去没有“哲”而不能知天命，如今得到“哲”就可以知天命了。从上下文来看，周公要依靠来“爽邦”的“哲”十人，也就是周公要依靠来“敉文武图功”的“民献有十夫”。很明显，这十人是周公得力的助手，是西周贵族中所谓明哲之人，决不是什么俘虏或归顺的敌人。这和《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说：“余有乱（ ）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差不多的意思。当然，《泰誓》所载是武王伐殷时的话，《大诰》所载是周公东征时的话，所指“十人”不会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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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献”或作“献民”，《逸周书·作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注：“献民，士大夫也。”《逸周书·商誓》一则说：“告尔……及百官、里居（君）、献民”，再则曰：“百姓、里居（君）、君子，其周即命”，三则曰：“百姓、献民，其有缀艿。”刘师培《周书补正》以上下文比较，认为“百姓即百官，君子即献民”，并解释说：“献民者，世禄秉礼之家也。”这是对的。古时“百姓”“君子”都是指贵族而言的，“献民”亦当指贵族而言。《尚书·洛诰》说：“其大惇典殷献民，乱（ ）为四方新辟”。所谓“殷献民”，亦是指殷贵族而言的。至于《大诰》“民献有十夫，”单称“民献”而不称“殷献民”，当指周本族的贵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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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三点，可知“民献”是指贵族而言，并非指献于宗庙的俘虏，这和《大盂鼎》赏赐用的“人鬲”根本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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