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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旦乃一时无两之政治强人，他的名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远远地盖过了同为姬姓王族的召公奭。然而，召公之于周王朝的重要性实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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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主导了二次革命，而他的核心地位来自其“当仁不让”的摄政。这个政治核心之所以能在权倾天下时不走向寡头统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王朝“核心人物”间的相互制衡，尤其是周、召二公。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再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周朝政府里的“三公”共辅几乎从一开始就只剩下了“两党”互动，因吕尚毕竟是齐太公，他与他的家族远在千里之外，很难过问周室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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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战争的艰难时期，周、召二公戮力同心，助武王掀翻帝纣神权。然武王骤崩，少主势单，周、召二公开始发生分歧，首要矛盾便是周公摄政的问题。召公自有合理质疑，也有情绪上的不悦，其间或许掺杂着贵族的政治利益与异母兄弟间的感情隔阂。在之后的一大段时期内，召公都几乎作为周公的对立面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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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的思想路线也形成分野。周公营洛，代表了周族内部的开放派和军功势力，或可称之为“周党”。他们积极进取，努力争取殷人，并不惜把部族命运主宰力量与政权的合法性让渡出去，有对天命的敬畏与对异族的谦逊，以此冲淡异族的排外情绪与鬼神信仰；召公主陕，则代表了周族内部的保守派与农商势力，姑且称之为“召党”。他们虽然也承认靠天吃饭，但更注重张扬自身的力量，他们坚信宗周江山的取得全在打拼，召公甚至说“天不可信”，实际上已将天命架空。虽然周公受屈而上天动怒的“金縢”传说已表明天命观在周朝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召公毕竟戳中了天命信仰“不落实”的命门，尽管此时周人的信仰危机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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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的路线之争可看作王朝内部的东西之争。“周党”认为殷人的失败是上天决定的，周人如欲守住先王基业，坐享天下，永固大命，就必须以诚待天，凡事顾念上天之威严；“召党”则认为周人的胜利不在“天”，而在于“我”，周族的兴旺发达应凭借先君之德，而非其他。同时，召公对异族抱有深深的戒心，如西戎地区的旅国曾向武王呈献大犬，召公便以“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为训提醒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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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公，两般时节，周、召之分歧看似不可调和，却都彰显出部族本位，以至于以周王朝早期政治东西差别之大，竟没有如亚历山大帝国那样分解为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和安提珂王朝，此正是本位之功。周公倾向于为周族争取天命，政绩是“东国”的稳固与新制度的构建；而召公倾向于为周族延续祖德，故他师法先君，致敬传统，在一棵甘棠树下为民裁判，兢兢业业，并巡行乡邑，体察下情，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得民心，颇有文王之风。召公辞世以后，人民缅怀其德政，不忍伐此棠梨老树。至于《甘棠》一诗，傅斯年先生说：“周衰楚盛，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国人思之。”（《诗经讲义稿》）树不易迁，坐于其下，既表示受祖德庇荫，又象征着周族根深蒂固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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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增加祖德的厚度，祖德可拉近天的距离，随着王权的逐渐加强，此两种思想路线终将统一于周天下的共识，所谓“《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诗·大序》）。但凡伟人，其影响必是至大至深，周、召二公的名位世代相袭，如周公封鲁，鲁世系子孙却不像吕尚齐世系子孙那样返葬于周，因为周公有别子在周（岐山之阳）世守采地，世袭爵位，将“周公”这个重要名号至少传到了春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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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活着迈入这个时代的古典文明都堪称楷模。其实在殷周革命如此风云激荡之时代，更容易产生新思想和伟大人物。从武王定鼎封建，到周公制礼作乐，再到成康之治，华夏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奠基。前已略说微子是“奠基人物”，所谓“奠基人物”就是文明史上文化传统之图腾、创制立法之先驱、国族信仰之砥柱，此类古圣先贤绝不世出。周初的思想路线之争展现出中华文明早期政治哲学的突飞猛进。中国人的“头颅”已经长成，也许人类的脑细胞总是处于一个不断减少的过程，但他们的远见卓识至今仍可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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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周朝的光辉意义何在，只需对比其首尾两端的政权殷与秦。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活”最久的朝代，若加上先周时期，则长达千年以上，若再算上其对后世中国深刻之影响，真是“余无能名焉”，仍只能借用那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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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四话 文化转向与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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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信仰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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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创世纪》中，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世界上有神教传统的族群未必有割礼，有割礼的族群必定是神教族群。而在中国，没有替男孩子割包皮的传统。古埃及、犹太人、穆斯林以及非洲的部族等都有着执行教条的一丝不苟，可中国人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立约记号”或“肉体风俗”，因为没有上帝“命令”他们该如何做，或者说，中国的上帝太不负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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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中国，连孩童们都知道一个教训，即切勿“助纣为虐”。其实在成语中，“桀”与“纣”是可以互换的，如“助桀为暴”。晚商的是是非非给中华文明留下了斑驳的婴孩记忆，政治中诸事不宜，例如女人扰政、君耽酒色、听迷魂淫魄之曲、侈宫室而广苑囿、设酷刑……这些都是历史教给他们的，即“史教”。可见“温故知新”的效果似乎并不比“代神立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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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古老典籍中存在着至上神概念，即作为最高主宰的“上帝”。可这个“上帝”没有愈加强大，反倒渐渐隐退。这并不是“神”被“遮蔽”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早熟的问题。“帝”从无可置疑的“天主”转变为见仁见智的学问客体，这是“神文”时代迈向“人文”时代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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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一词译得不甚好，并未抓住核心，以神为宗应作“神教”。“儒教”之名早已有之，并不待西学舶来而成。儒教之教盖包含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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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教”，即圣贤教谕，其信仰者是“圣人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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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即礼义尺度，使人与禽兽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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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教”，即文艺体悟，如“诗教”“乐教”等。“君子以钟鼓道志”（《荀子·乐论》），音乐显然不是用来娱神的，这便是周文化的教诲。中国艺术不在神教的领导下，中国艺术天生是神教！至于“神”的意思，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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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即书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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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还称儒家为“道教”，即天道信仰，故信仰者又成了“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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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儒教乃至中国文化所信奉的是文教，即以文为宗。于今观之，“文”就是文化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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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人之教，乃是以神为宗，神教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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