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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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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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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武仲（姬姓）批评季平子的人祭，他认为周公不会享用这种不义的祭祀，鲁国此行太过轻薄，将人和牲畜一般使用，上天还会赐福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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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尤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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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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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想着让邾国国君杀死鄫国国君来祭祀次睢的土地神，以此达到使东夷前来降附的目的。宋襄公的庶兄目夷（字子鱼，时为司马）劝说道：“古时候六畜不能相互用来祭祀，小的祭祀不杀大牲口，何况敢于用人做牺牲呢？”子鱼深受周文化之洗礼，也触及周文化的精髓，他说：“祭祀是为了人。人民是神的主人。杀人祭祀，又有什么神来享用？”于是，他略带讽刺地说：“祭祀邪恶昏乱的鬼神，要拿这个来求取霸业，不也是很难吗？得以善终就算幸运了。”平心而论，把奴隶算作“民”真是不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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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诸侯国本无人祭传统，秦、楚原为边鄙蛮夷之邦，而赵与蛮族过从甚密，三国有此恶习不足为奇。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人数竟高达177人，其中还包括了不少贤才，如子车氏三兄弟奄息、仲行、针虎。公元前529年，楚灵王死于政变，申亥竟以二女殉葬。齐、鲁、宋之所以也有此风，因其与殷或东夷旧俗有莫大渊源。鲁国接受殷民六族聚居于此，虽有移风易俗，但殷人势力仍然庞大，他们从鲁军征战，有时会领俘虏向亳社献捷。亳社乃殷亡国之社，与周社并立，乃殷遗民之精神家园，阳虎当年为争取殷人支持，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而宋国本就是殷人故地。其实除秦楚外，东周此类杀人以祭的事件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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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周公为导师的孔子曾愤愤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孟子解释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淮南子·说山训》有云：“纣为象著而箕子唏，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故圣人见霜而知冰。”这是说以俑替殉人的形式虽然人道了，但它的寓意还是“要人陪葬”，只要这种念头继续存在，人殉便无法根除，必须要见微知著，警惕残渣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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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斗鸡活动往往制造故事，春秋时季氏与郈氏斗鸡引发了鲁国内乱，而纪渻子为齐王驯养斗鸡，竟以呆若木鸡者为最强。其实，东西方皆爱赏动物之相斗，而西方更有看人相斗之异事。那里有竞技体育的悠久传统，有以观看奴隶角斗取乐的古罗马狂热（实际上，现代足球场的形制就像一个大型斗兽场，看台上总会送出掌声、欢呼、口哨、中指、脏话、烟火以及各式投掷物等），有指导信徒买卖奴隶的《圣经》，有一贯强烈的种族歧视倾向，以及那人类史上最不堪的黑人奴隶贸易。言及此处，应明白西方社会产生阶级、权利、自由等观念绝非偶然，诸位看官似乎也不该苛求三千年前的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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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文明乃是一种得之不易的能力，此种能力可从人力与人心两方面抑制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周人一扫殷商的神权暴政，开始把握“人之为人”的意义，崇德扬善，敬天保民，冲击了人殉、人祭制度，废除了一系列酷刑，也带来了贵族参政、国人议政的古典民主。值得一提的是，武王伐纣之后，国人仿佛有了“革命”激情，周厉王被逐，卫人出其君，这其实都是“重民”理念带来的“民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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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4.4 人兽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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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说孔子似乎不喜动物，此难求证，不过“丧家犬”的可怜夫子是承认的。孔子在马厩失火后问人不问马，孟子看不惯猪狗吃人食，这二事都是“爱人”。所谓“德及禽兽”，已表明把人摆在动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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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观念并不足怪，如《列子》有言：“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此是价值判断。荀子确认人类才是最有价值的生物，而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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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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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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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组成社群，而牛马不能，“禽兽之变诈几何哉”，一遇危险便作鸟兽散，故牲畜只能任人摆布。正是“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楚辞注》）。梁惠王曾去看庖丁解牛，这时的牛已很常见，至少牛骨不再是什么“小人”拨弄不得的“灵物”，屠牛本身就是人的“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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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祭祀所用牲畜分有等级，所谓“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牛羊豕三牲中牛为最尊，猪最末。在商周之际，凡牛作祭品的都是大型祭祀。而“鸡豚狗彘”之属被人类驯化最早，因此最为普通常见。雄鸡也可作为祭品，据说周景王时一只雄鸡弄断了自己尾巴，侍者解读这是雄鸡不愿充当祭品而自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甲骨文的“家”字，上为宝盖头，此乃屋盖之象形，下面藏一“豕”字，就是猪。有猪有家，有家有猪，家门不幸，则鸡犬不宁，一人得道，则鸡犬升天。当年葛（城邑国家）君说没有牺牲祭祀，于是商汤送来了牛羊，可见在葛国猪还是有的。还有当年的“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越绝书》）。羊比猪稍贵重，而且易走失，常使人不安，所谓“歧路亡羊”“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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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之于国家十分重要，而马尤为珍贵，“三牲”中便无马的位置。马在运输、作战中不可或缺，秦律规定盗马、伤马、杀马都要受罚。可在周文化里，人始终是天下最贵的，齐景公曾命以人礼葬死狗，被晏子视为大逆不道。儒家认为在祭祀中也不应吝啬，要求祭品的质量与完备，因为人祭已不受支持。所以，孔子批评了子贡：“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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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临潼湾李村的一座战国晚期平民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牛肉丝。更不可思议的是，秦帝国庞大的官吏体系竟可以深入到牛的腰围有几寸这样细枝末节上。时至今日，曾经作为畜力的牛早已是大众的盘中餐了。希伯来人非常崇拜牛，在《出埃及记》里，摩西曾为惩罚拜金牛的行为而杀掉了三千以色列人，今日的印度牛依然“牛气”，因它在印度教里是圣兽，不允许被宰杀。眼镜蛇被认为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的化身。距今3600年的克诺所斯宫殿遗址曾挖掘出过“舞蛇女神”。中国只有“圣人”，没有“圣牛”“圣蛇”。有谚语如是说：“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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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赵世家》：“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狐狸看起来珍贵不少，然祭祀官们顶多只要求“牺牲”纯色而肥壮，却无须想着法子搜罗其他的珍奇动物来制造新意、提升规格、表达虔诚，因理性告诉他们这只是一项传统仪式而已。所谓“刍狗”，就是祭祀时用草扎的狗来代替活狗作为祭品，它不仅只是个形式，还是个轻贱东西。据《庄子·天运》记载，刍狗在未陈列之前，装在竹箱中，用绣有纹饰的盖巾覆盖着，尸祝斋戒之后将其送上祭坛。此阶段倒是郑重其事，而等到陈列完之后，它们便被丢弃，路人践踏它的头脊，打柴的人更捡了去当柴烧。祭祀归祭祀，生活是实实在在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曰：“东邻杀牛以祭，不若西邻之濯祭，实受其福，吉。”暗指东方的殷商杀牛以祭神，还不如西方的周国以薄礼来祭神，可以实在地得到神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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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究竟为何？且看一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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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虢国莘地，周惠王便向内史询问缘故。从内史的举例来看，所谓的“神”就是人与动物。首先如火神之类的神话人物，他们虽然有名字，但都是古老模糊的部落英雄，其次则是历史信仰中的祖灵，此外便是各种神兽。“神”最大之特性为何？并非有施加福祸的超自然能力，而是与“人”共甘苦、同悲欢。“神”的亮相取决于政权对待人民的态度。故“神”即便广泛存在，也是忽有忽无、若隐若现的，和大自然现象相通，而没有什么一定的代言人与执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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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无神权，鬼迷心窍的“鬼把戏”也就容易被拆穿，“鬼”的地位自然也就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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