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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遗民之痛，此刻的周人或能感同身受，而周天下的首个民族——华夏族即将诞生。民族主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情绪，一种容易被落后者或受压迫者占有的情绪。《淮南子·齐俗训》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是古已有之的差别，而浩荡的王朝军队可以刺激夷、楚、秦、越的“民族自觉”，而周王专权导致的“自乱阵脚”为春秋五霸的“野性”登场埋下了伏笔。所谓“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语·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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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霸”分别是谁，本无定论，排名虽有涨落，然蛮族的成色毫无减损，因为这些霸主不是打跑了蛮族，就是自家出身蛮族。诚然，当战时体制进入军事上的衰世，华夏的民族自觉必然到来，历代周先王的“滚雪球”工程也终于到了收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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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视若仇雠的吴、越两国，其实都是越族的一支，两国“语言通，风俗同”，介于祖先崇拜与神权政治之间。《水经注》有载：“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自倍。”此颇类殷商酗酒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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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人的王被认为是姬姓，其开国者是情操高尚的太伯与仲雍，他们是周太王的长子与次子，据说二人预知父王想传位三弟季历及其子姬昌（周文王），于是决定主动让位给季历而出走。但是，周人于太王时期不可能拓展到吴地，实际上在公元前6世纪的吴王寿梦以前，吴国历史并没有确切的年代可考。故此说与孤竹国伯夷、叔齐的故事如出一辙，皆是受周文化熏染后的政治手笔。吴王夫差争当霸主的理由便是“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国语·吴语》），即是指吴与晋、卫、鲁、郑等国一样本是姬姓诸侯，且始祖吴太伯还是周室长子，称王何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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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祖方面，越人又压倒了吴人，他们的王为大禹守祀，即始祖无余的先人被追为大禹。然而，无余之前，谱系暧昧，无余之后，“禹祀断绝”，要从公元前7世纪的越侯无壬开始，才有确切的年代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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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周天下的裂痕中占据有利位置，利用血缘“底蕴”抬升部族地位，以期堂堂正正挤入华夏文明圈，竞争话事权，这都是极自然之事。所谓“华化”，外言之就是对华夏史官文化的接受，内言之就是历史意识的自觉。吴、越、楚、秦等蛮夷之邦都走过了这一历程，具体阶段就是掌握汉字，研习经典，建立档案，并不断充实王室世系。如公元前753年，即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官记事。又如齐桓公曾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管子》）可见越开化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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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蛮族惯用中国的“文化英雄”来标榜自己，以显示资历与强势，甚至可以瞒天过海，得到“主流”认可。吴王夫差击败齐国，他倒是极其谦虚，只说是周文王、周武王赐福给吴国（《国语·吴语》）。而越王勾践成了“禹之遗烈”。故中国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夷夏之分，更何况此时还处于文化道统尚未确立的迷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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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6.4 傲慢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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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政策终究难以为继，周王朝的军国气质在频繁的消耗后趋于内敛，对外战略也由攻转守。此时的舆论相应改观，成了“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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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的“后撤”会带来怎样的局面，列位看官已可想到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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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两千年，中国人都用“黍离之悲”来指悲悼亡国之痛，痛的背后是中国那十分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据统计，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高达21196公里。国人自然不敢忘却“南京之耻”，却又对多少个“长安之耻”“北平之耻”无动于衷。我们似把“半壁江山”一词看得太轻，失去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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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好谈“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本自然是一时之选。然日本对中国真正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亦不过是数百年间事，而我国上千年的蛮族边患却被淡化。历史不容忘却，当后人回顾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会发现在“中国”的周边，始终存在着一批批威胁、制约、扼杀乃至毁灭文明的凶恶力量，他们前赴后继，反复无常，影响甚至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他们有同一种脾性——“狼子野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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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用“蛮族”之称而非“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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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蛮”与“夷”“狄”“戎”都是文明视野中对落后族群的古称，但“蛮”字更有性格气质上概括性，与此类似的是“胡”字。据秦公镈铭文所示，秦人将东方之地称为“蛮夏”，而战国时代的列强也曾互指对方为“夷狄”，此中均有误会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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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蛮族”，一指“没文化”，或叫作“野”；二指“不人道”，或叫作“蛮”。其实，大方承认历史上存在的民族歧视并不丢脸，丢脸的是抵死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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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没文化”这条，诸位看官即便没有生活智慧，大抵还是有些柴米常识。通常在社会上，粗通文墨的看不起目不识丁的，著书立说的看不起浅尝辄止的，皓首穷经的看不起后学轻狂的，这种文化程度导致的轻视是古今皆有、中外无异的。再跳回夷夏之别的情境，华夏民族开化得早，文明远为进步，在某些方面可说是“早熟”。华夏的青铜时代拥有着北方匈奴青铜文化所没有的青铜礼器与农具。在先人眼里，蛮族俨然就是穿着粗鄙、口齿不清、没有文字、不知礼仪、不晓伦理，甚至没有屋舍，若开个玩笑，这简直就是学者与文盲的差距。在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一个是“城郭以居”，一个是“车马为家”，这又是世家门第与流浪汉的区别了。秦在成为帝国之前，历经了所谓的“九都八迁”，美其名曰“适应能力强”，“为强国梦想寻找乐土”，实质便是半游牧族群的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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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蛮族的开化与进步，华夏的影响辐射不可抹杀。钱穆先生说过，后人不能以“时代意见”去代替“历史意见”，故中国文化中指称“蛮族”并非毫无道理。这个问题相当于对“天下”一词解释，在古代文化里“天下”指所知的世界，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天下”才慢慢与整个世界重合。“自以为是”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毛病，修昔底德也曾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将影响到当时的整个人类，而希罗多德的著作干脆就叫《历史》。故往昔之“天下”与如今之“天下”并不矛盾，都是合于时代的。后人若站在先人的角度，自然也会接受这种叫法。又如今人所指之“东海女真”，其实最初被唤作“野人女真”，此乃明人的叫法，实在用不着今人来为之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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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王曾这样讲：“夫戎、狄，冒没轻儳（ch€醤），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国语·周语中》）那么同时代的西方文明歧视蛮族吗？答案是肯定的。希腊诸贤也和东周诸子一样好引经据典，东方的讲述与论证可援引《诗经》，而西方亦可取自悲剧艺术。譬如欧里庇得的《伊菲琪尼在奥里斯》有言：“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来治理。”亚里士多德直接得出一个结论：“在诗人们看来，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而在中国，要觅出这样的句子却是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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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周朝起便有一种向心凝聚的文化引力，《周礼》中“九服”无论是否为史实，至少证明了在臣服天子方面，各邦国有着等级差异，“蛮族”虽在辐射之内，却又在引力之外。难道中国就从未欺凌过蛮族？后来的中华帝国和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一样都行征服。只不过其中又有大差异，西方重在掠夺财货，中华重在追求名分，这是中西文明气质的不同。国家对“四夷”师出无名的战争往往会遭到时人与后人的严厉批评，这也消极体现出中华文化“义高于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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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历史，中国文明的征服可归为最不残忍之一类，同样是对待“蛮族”，中国人很少以灭族收场，而多任其自治，即不将土著势力连根拔起，而是保存当地的部落体制，承认酋长统治，换来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一国两制”既不是近时的发明，也不是什么蛮族的建树，而是中华文明固有政治传统之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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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公元前627年秦晋争霸的崤之战，戎人是晋军的亲密伙伴，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楚军有所谓的“蛮军”，而在公元前500年的齐鲁夹谷之会，昔日强大的莱夷已沦为齐景公的“打手”或“雇佣军”。也因为如此，华夏之邦常食“养虎为患”，“斩草不除根”之恶果，惨遇“蛮族”背信弃义、倒戈相向之尴尬。名分就是一种责任，此种文化性格正是承继周人而来，冉闵一辈种族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异类，孔子在夹谷之会上提出的要求便不高：“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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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传》说《春秋》记战争结果往往是“中国不言败”，其中有几分要面子的意思，更多的则是诸夏在夷狄面前的傲骨。面子就是礼，礼就是面子，故要面子不单是讲理，还须言礼。虽然帝国时代的中国史家向来缺乏严谨与公允，在对异族的评价上一直怀有固执的偏见，但后人不能止于批评这种傲慢，还需理解这傲慢背后的症结——蛮族之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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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是有谱系的，它们有它们的行事作风，甚至有它们的“文化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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